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山西省曾组织过一项征集烈士传记稿件的活动。老红军石澹峰得知后，想起了多年前英勇牺牲的丈夫赵宝成。她心中充满了悲痛与思念，便流着泪写下了《赵宝成烈士略传》，并将其寄给了省委。然而，由于岁月久远，且缺乏当时的见证人，赵宝成的烈士身份竟未能得到确认。
这一结果让石澹峰无法接受。她不愿意丈夫，那个为革命献身的人，连基本的认同都得不到。经过几番波折，她终于联系到了当时为他们夫妻分配工作的邓颖超。当时，邓颖超正在北戴河疗养。当她得知石澹峰希望她为丈夫证明身份时，她遗憾地表示自己只能提供治疗和养老帮助，而要证明赵宝成的烈士身份，只有毛主席才能办到。于是，1965年7月的一个傍晚，石澹峰的儿子石毅将一封带有父母合影的信寄往了远在北京的毛主席。
毛主席当时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仔细地端详着这张从山西寄来的照片。尽管时间久远，他一下子就认出了照片中的人，赵宝成，原来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大管家”。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第二年初，赵宝成和妻子石澹峰从上海被调到中央苏区。邓颖超同志在次日便来探望了赵宝成夫妇，并向他们询问了上海的地下工作情况。在了解情况后，邓颖超对他们说：“你们能安全到达苏区就好，先休息几天，组织会尽快安排你们的工作。”随后，石澹峰在工农红军学校担任文化教员，而赵宝成则在中央工农通讯社担任副社长。不久，赵宝成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被任命为总务厅厅长。
总务厅是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赵宝成作为“红色大管家”，负责政府的日常事务，包括物资发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会议筹备等工作。在他任职期间，赵宝成根据毛主席的部署，致力于确保红军的后勤供应，特别是在筹备物资方面绞尽脑汁。为了为红军采购药品和物资，他甚至动员自己的弟弟卖掉了家产。此外，由于江西的交通不便，他雇用了驮骡队运送物资，以保障中央机关和红军的正常运作。
1933年春，国民党以40万重兵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军再次成功击退敌人，中央苏区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和平发展时期。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决定建设一座能容纳2500人的大礼堂，还要建设红军烈士纪念塔、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以及改建红军检阅台。赵宝成深知，这些建筑不仅是为大会服务，还象征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精神。尽管工程庞大、工期紧张，且物资匮乏，赵宝成依然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这个重任。
从6月中旬开始，他积极动员总务厅的干部，迅速集结了足够的人手。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对六大建筑的选址进行实地考察。虽然烈日炎炎，赵宝成仍然带领工作人员在沙洲坝和叶坪等地进行了多次勘查。就在这些建设如火如荼进行时，毛主席也一直关心着进展。赵宝成的办公地点就在毛主席住所前面，两人几乎每天都会碰面。每当晚饭后，毛主席常常在庭院的大樟树下沉思，而赵宝成偶尔会走过去与他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甚至邀请主席到工地查看。
“大礼堂的左侧将开设三道大门，加上四周的小门，共有十四道。”赵宝成向毛主席详细介绍着。毛主席听后，问：“为什么要开这么多门？”赵宝成回答：“如果敌机来轰炸，我们可以迅速疏散到防空洞里，窗户多了，通风和采光也更好。”毛主席听后点头称赞，两人一起走在夕阳下，背影渐行渐远。
经过近千名工人的努力，六大建筑在1933年底先后完工，设计精良、施工质量过硬，规模宏大。1934年1月2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的中央政府大礼堂隆重开幕，1500多名中央苏区的党员和700多名来自全国其他苏区的代表齐聚一堂。当他们步入这座新竣工的大礼堂时，无不赞叹其雄伟和宽敞。
赵宝成站在一旁，看到这场面，内心感到无比自豪与欣慰，过去几个月的辛劳似乎一瞬间都消散了。在这次大会上，赵宝成再次被任命为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这不仅是对他能力的认可，更是对他工作态度的最高赞赏。赵宝成立志要把这份荣誉转化为继续为党和人民服务的动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连任总务厅厅长的第15天，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一切。
中央政府历来重视惩治腐败，工农检察部调查发现，总务厅的左祥云贪污了246块银元，且包庇他的处长徐毅也存在腐败行为。赵宝成得知此事后，犹如晴天霹雳，感到极大的震惊与自责。其实，他早就听到过一些议论，曾询问过徐毅和左祥云，但他们巧妙地掩盖了真相，未能及时查出问题。
经过审判，左祥云因严重贪污被枪决，徐毅因包庇罪被判监禁6年。作为总务厅厅长，赵宝成自然难辞其咎，最终他因失职被撤职，并判罚做苦工一年。几天后，他离开了沙洲坝，前往上田村的中央红军兵工厂担任修械站的苦工。尽管如此，赵宝成在新岗位上仍然兢兢业业，工友们一致称赞他的表现。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会痛苦地反省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报告。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央决定将赵宝成调往红军被服总厂任副厂长。尽管赵宝成逐渐走出过去的阴影，但中央苏区的局势也开始发生急剧变化。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决定西征。赵宝成和妻子选择留下，坚守在最后的阵地——江西铜钵山。然而，敌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红军面临极大的困难。为了寻找生存的希望，赵宝成带领战士们与敌人进行最后的殊死搏斗。在战斗中，赵宝成英勇牺牲，年仅33岁。
与此同时，石澹峰被敌军抓捕，在押送途中，她得知了丈夫的牺牲。此消息让她悲痛欲绝，身心俱疲，几乎昏迷不醒。她决心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为丈夫争取正义，不让他的牺牲白白浪费。
解放后，石澹峰被选为陕西省朝邑县的人民代表，但多年的奔波让她身体虚弱。1950年，她回山西养病。1951年，中共山西省委发起编纂党员烈士传记的活动，石澹峰写下了《赵宝成烈士略传》，但由于缺乏证据，赵宝成的烈士身份未被确认。她决定不放弃，经过多次努力，终于在邓颖超的帮助下，毛主席亲自批示，赵宝成的革命经历得到承认，并在1966年追封为烈士。
当石澹峰接到烈士牌匾时，泪水盈眶。她深知，这块牌匾背后承载的是毛主席对丈夫的深刻印象和对家人的关心。随着时间流逝，赵宝成和石澹峰的精神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