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全局、把握重点，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不断绘就生动的数字社会新图景。
激发数字经济活力，构筑社会发展新优势。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数字社会建设的引擎。明确了建设网络强国、数字经济的战略部署，形成了系统化的顶层设计，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必须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牛鼻子”，加速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支持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同时，必须加快“新基建”布局和智慧城市建设，为产业升级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加快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企业开发普惠型智能服务，有助于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让数字经济进一步激发创新效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构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
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促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有助于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和模式优化，不断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必须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推进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汇聚融合和深度利用。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功能。例如，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显著降低群众办事成本。同时，要加强精准化政策设计，针对老年人、残障群体等“数字弱势群体”开发适老化界面、提供线下辅助服务，通过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全民素养，确保公共服务“不落一人”，使教育、医疗、文化资源通过数字平台触达基层，缩小城乡数字差距。
优化数字社会环境，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生态。数字社会建设不仅是技术革新的实践，更是新时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必须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平衡创新发展与规范治理，努力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在制度层面，应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体系及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治理透明度。例如，近年来，算法应用在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问题，《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出台，有力规制了算法乱象，促进了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发展。数字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快速演化的体系，因而需要构建数字化联动监管系统，整合监测预警、数据共享、社会评价等机制，形成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立体化监管。比如，可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风险感知与综合研判，防范技术滥用与安全漏洞，确保治理可靠可控。
构建数字合作格局，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数字生态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因此开放合作是建设数字社会的必由之路。数字化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数字世界中人与人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数字化交互行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形成了新的数字化社会形态。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近年来，从积极搭建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平台，充分发挥世界互联网大会等主场平台作用，到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建设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从推动研究制定更加平衡地反映各方利益关切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与治理协作，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全球优化配置等，到加强同新兴市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网络治理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我国积极深化网络空间数字生态合作，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各国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努力让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构建可信可控的治理机制。安全是数字社会的底线。数字社会建设既要保持创新活力，又要防范系统性风险。《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必须完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基础制度，强化系统治理和全链条防控。比如，建立数据要素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的合规公证、安全审查、算法审查、监测预警等制度。落实数据安全法，压实相关主体依法依规开展数据处理活动的义务和责任。比如，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加强风险监测。同时，推动相关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切实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此外，还要强化公民信息安全教育，防范网络犯罪，增强全民数字安全意识。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既是技术命题，也是治理考题。只有统筹制度完善、技术创新、数据治理、协同共治，才能实现“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