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与一般合同一样，只要当事人把自己的意思表示传达给对方，双方对此产生合意，就可设立、变更、终止相互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黎丽（化名）因多次旷工，被所在公司辞退。但是，她拒绝签收公司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并想当然地认为这样就不会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结果。
此后，公司取消了黎丽的门禁卡，让她无法继续进入办公室工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向仲裁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公司向她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被拖欠工资等。仲裁机构审理后，裁决驳回了她的请求。
黎丽不服裁决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公司辞退黎丽后尽管其拒绝签收辞退通知，但公司已将辞退的意思表示传达给她，这就产生了解除劳动关系的效果。由于黎丽的诉讼请求超过1年仲裁时效，法院判决予以驳回。11月15日，二审法院也以相同理由驳回了她的诉求。
自办企业还要兼职
因旷工被公司辞退
黎丽是个敢想敢干的人，在与朋友合办一家公司的同时，她决定利用闲暇时间做一些兼职。2015年11月25日，经笔试、面试多重选拔，北京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决定录用她。当天，双方签订自即日起至2014年11月24日的劳动合同，并约定其从事业务咨询工作，月基本工资为4500元。
一年之后，黎丽自己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牵涉她的精力越来越多。由于黎丽经常旷工、迟到，公司起初对她只是发出一些警告，随后要求她杜绝类似现象再次发生，到了2017年5月21日干脆以自动离职为由，通知她办理离职手续。
“法律上没有自动离职的概念，我也没有主动离职的意愿，所以，我认为公司这个通知不发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效力。于是，就继续在公司工作。”黎丽说，6天后，即2017年5月27日，公司取消了她的门禁，她无法继续进入办公室工作。
“公司这种做法明摆着就是欺负我。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黎丽认为，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于是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申请，请求裁决公司向她支付：2017年5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的工资3827元、2016年的年度奖金12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500元。
仲裁机构审理后，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裁决驳回了黎丽的请求。
是否超过仲裁时效
成为双方争议焦点
黎丽不服仲裁裁决，持原理由、原诉求向法院提起诉讼。
黎丽诉称，2017年5月，公司人事部经理王某在年度考核面谈时向她表示，因其经常请事假且不断旷工、迟到，希望提前与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同年5月21日，在签署交接清单时，她向王某提出公司应当对她支付经济补偿。王某表示，因她系自行离职没有补偿，同时要求她当日办理离职手续。因她对考勤记录有异议，王某收回离职通知，她未在该通知上签字。
黎丽说，2017年5月27日，公司无故突然取消她的门禁，致使她无法进入办公室工作。她认为，双方的劳动关系此时才因公司单方解除而被违法解除。直到2017年6月6日，她才在QQ邮件里收到王某发来让她办理离职交接工作的律师函。因此，她认为仲裁时效应从2017年6月6日起计算，其于2018年5月23日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
公司辩称，其于2017年5月20日以黎丽旷工为由，对黎丽按照自动离职进行处理，同年5月21日通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然而，黎丽拒绝签收该通知。在此情况下，公司该通知书张贴在宣传栏内，黎丽也看到了该通知。
法院认为，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17年5月21日，公司以旷工为由通知黎丽对其按自动离职处理，并要求黎丽办理离职手续。虽然黎丽否认公司行为的法律效力，但结合公司明确要求黎丽办理离职手续等内容，可以认定公司已经在2017年5月21日向黎丽作出解除劳动合同意思表示。
根据以上事实，结合黎丽已于2017年5月22日与公司进行工作交接的实际情况，法院认定黎丽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间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因此，判决驳回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在二审期间，黎丽称公司在2017年5月17日以其请假过多影响工作为由，与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她当日口头同意解除劳动关系，但没有签订离职协议，之后开始办理工作交接手续。据此，二审法院认为，双方于2017年5月17日达成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意。并于2017年5月21日正式解除合同。而黎丽于解除劳动合同1年后才申请仲裁，原审法院据此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妥。
另行起诉索赔社保
因未失业又被驳回
在起诉索要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不久，黎丽又以公司未为其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给其造成失业保险金损失和社会保险中断损失为由，申请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向其支付：1.自2017年5月21日起因迟延转移档案造成的失业保险金损失16516元。2.自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因迟延转档造成的社会保险费损失18360.32元。
公司辩称，其与黎丽解除劳动关系后已及时为她办理了社保减员手续。由于黎丽拒不配合，才导致公司至今未办理档案转移手续。另外，黎丽一直担任另外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不属于失业人员。因此，不同意她的请求。
经查，黎丽和另一自然人于2014年10月21日共同投资设立一家企业，黎丽一直担任该企业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而黎丽在与公司进行另外一场诉讼时，在仲裁申请书上载明其“现工作单位”为她创办的企业。关于这一点，仲裁庭审笔录上也有记载。
黎丽称，其在上述企业只是挂名兼职，事实上并未在该企业任职。况且，其仅在2018年5月1日至7月1日与该企业存在过劳务关系，实际上她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为此，她提交该企业出具的兼职聘用协议予以证明。
由于相应证据不足以证明黎丽的主张，且公司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法院认为黎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所要求的失业保险金损失不予支持。因公司与黎丽解除劳动合同后，于当月即为其办理了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所以，法院认为，公司无需为其在相应期间社保费用断缴损失承担责任。
法院作出相应判决后，黎丽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近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记者 赵新政（劳动午报数字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