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周日(12月23日)，“第二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美好中国：敢当与前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出席并发表演讲。
倪光南在演讲中表示，华为联想这30年来犹如龟兔赛跑，在1988-1995第一阶段，联想的“技工贸”胜过了华为的“贸工技”，在1995年，联想销售额67亿元，是华为的4.5倍。
从1996-现在第二阶段，华为的“技工贸”胜过了联想的“贸工技”，2001年，华为销售额超过联想，截至2018年12月22日，联想市值81亿美元，据估值华为价值已超4000亿美元，二者差距接近50倍。
倪光南指出，华为成功很多原因，“但是在前十年，联想未股改前，我们相信，科技的股权是会体现的，但是股改后并没有体现，很多人都不敢来，大量人员都离开了。”但与之相对，这方面华为就做得比较好。
外部环境基本一样，联想和华为差距在什么地方？倪光南认为是路线问题。一方面，华为始终坚持研发投入，此外，华为股权对科技人员产生了激励。“联想现在做得不好，一是因为路线不对，而是知识产权0股权对公司发展没有好处。”
倪光南认为，今后应该尽可能加强科技人员的保护，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的创造。
以下为倪光南演讲实录：
倪光南：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的题目是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我不是搞知识产权的，但知识产权与中国创新能力很有关系，我们的视角是从创新能力来考察。
我们知道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发展知识产权企业是非常重要的。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尤其是“十三五”知识产权规划，有明确的指标，比如说提出了在发明专利拥有量，PCT专利申请量，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等方面达到一些重要的指标。
我这里有一些数据供给大家参考。就是我们国家知识产权经济对GDP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可以看到，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在这些方面都有了相当的贡献，但是比重比较小，而发达国家，我们看美国，相应的贡献就大很多，我们看到美国这些产业对GDP的贡献达到30%以上，所以知识产权经济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发达国家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大家看到我们PCT专利申请数量在不断的增长，现在日本和中国本差不多。但是由于我们基础差，虽然这几年增加比较快，总的来说差距还是比较大。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很大，进口费大大超过出口费。目前来看，1/4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是美国进口的。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
我们要强调一下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高校有一个趋势，目前比较多的是从专利授权转向创业孵化。比如说加州的创业公司，5%来自斯坦福大学，可见美国高校对美国高技术产业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贡献，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缺乏总结。
下面我讲一下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一些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兴衰表明，能否保护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是一个关键。改革开放开始时，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关村依托高校和研究院所，涌现了一大批高技术企业。正像大家说的，中关村有北大、清华，中科院等等，就像美国硅谷有斯坦福、加州大学一样。我们中国第一批高技术企业中最有名的是四通、联想、方正。为什么是这三个？因为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创新产品，它们是从科技成果转化起家的，从创新产品起家的。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它们的创新能力后来为什么降低了。下面以联想作为例子。
以联想来说，官方的说法是，它是从计算所分离出去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从计算所分离出去的一部分。当时中科院推行“一院两制”，计算所创办计算所公司，不是简单的创办，而是把一个实体分离出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投入了130余名有经验的科技人员，带着上亿元价值的知识产权，以及带着工资、场地、设备，还有计算所的商誉和贷款担保能力等等，计算所公司是依托这样一个强大创新实体发展起来的，不是某个人创造出来的。这个要讲清楚，联想的前身计算所公司就是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接下来是讲联想公司股权的变迁问题。最关键是2000年左右实行的股改，这是以管理人员为主，通过“职工持股会”持股35%。原来有一个协议，按这个协议，联想公司股权分配，科学院是20%，计算机是45%，员工35%。通过这个股改，科学院变成65%，计算所变成0。
这个股改采取“职工持股会”的“MBO”（Management Buy-Outs）方式，买国家资产，这缺乏法规依据。据称，“职工持股会” 系用未分配的历年利润1.5亿元购得，但在股改前联想公司的利润也是国有资产，如何能用国有资产买到“职工持股会”的股权？另外，当时1.5亿元根本买不到公司35%的股份。更成问题的是，计算所的股权归零，说是计算所的股权归到科学院了，但是计算所股权中包括了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而归到科学院的股权，就是“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不包含任何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显然，联想股改的最大问题是将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归零。
联想股改结果是高管获得了很大股权，而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没有股权。联想控股2018年的财报显示，现在公司高管占主要的股份。可见将计算所科技人员投入的知识产权归零，这是联想股改的突出问题。
我们看一下中外的高技术企业的股权变化。苹果股权最初是，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乔布斯为45%，最后他是0.45%。华为股权最初是，投入资产的任正非为80%，现在是1.4%。计算所公司最初是，投入知识产权的科技人员的股权包含在计算所的股权中，但股改后，随着计算所股权的归零，也被归零了。柳传志没投入资产和知识产权，最初是副总经理，是0%。股改后他的股权不断增加，现在是15.9%。一个没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公司高管，拥有那么多股权，这在中外高技术企业中是很特殊的。
我们看联想股改前后的情况，股改之后投入知识产权的计算所科技人员股权为零，没有话语权了，发展路线就从“技工贸”转为“贸工技”，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在行业中的地位也下降了。联想公司利润过去是靠创新产品，但是现在靠什么？现在它最稳定的利润来源是融科智地房地产，而它是靠获取计算所6万多平米科研用地起家的。如果房地产能带动一些地方的发展是很好的，但是不能影响科技发展。融科拿了计算所科研用地之后，使计算所发展受到影响，中关村寸土寸金，计算所科研用地被人拿走，影响了计算所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和华为比，我觉得华为是很成功的。华为成功有很多的原因，例如华为对科技人员的股权问题就做的比较好。改革开放之后，外部环境是一样的，华为是坚持研发，再加上给科技人员持股做得好，所以华为的创新能力很强。所以我认为联想股改后的问题，一个是发展路线，一个是科技人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所以我们今后吸取教训，应该尽可能加强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保护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希望在知识产权体现方面，政策能更加明确，保证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更快地增长。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有请吴先生、谢谢陈玉宇教授。
陈玉宇：感谢。您刚才说的问题，一个美好中国，一个现代经济体系里面最核心的就是知识和技术创造。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但是大家总是感觉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跟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匹配，跟世界的先进经验差距更多，这个问题主要出在那儿？根据您的观察。
倪光南：知识产权并不是保护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每个国家知识产权有专门的法规，比如说《专利法》《著作权法》都不一样，我们觉得有的方面可以参考欧盟，欧洲的《专利法》就和美国不一样不太一样，不要完全照搬美国的法规，我觉得应该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适合我们自己的相关的法规制度。这个很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加强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创造，当你知识产权量很大的时候，当你在知识产权拥有量、创新能力方面都很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难度要小得多。
陈玉宇：第二个小问题：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入股，我看到现在数字，世界发达国家的财富占GDP（全球GDP总量）的比重，比如说农业市场的价值只占8%，而知识产权比重确实很大。您今天谈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小问题，知识产权入股了、拥有股权了，科技人员不善于管理公司呀？
倪光南：根据目前来看，你可以去看看那些互联网公司搞得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