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讨论]“星链”卫星曾两次迫近中国空间站致紧急避碰 [复制链接]

当地时间12月29日，中国代表在低地球轨道卫星问题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时表示，个别国家的商业卫星星座肆意扩张，缺乏有效监管，带来显著安全挑战。以 “星链”为例，“星链”在轨卫星超1万颗，曾两次迫近中国空间站致紧急避碰，近期一颗解体产生100多枚碎片，严重威胁缺乏控轨能力的发展中国家航天器。此外，一些低轨卫星星座无视相关国家法律规定，在他国上空和边界私自开通信号服务，成为干预他国内政的工具。在非洲萨赫勒、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星链”被暴恐分子、分离势力以及电诈集团大量使用，带来监管和执法难题。中国代表呼吁相关国家切实遵守《外空条约》义务，对本国商业航天活动加强监管。

关于“星链”卫星两次迫近中国空间站并导致紧急避碰的事件，核心事实如下：

时间与背景
事件发生于2021年。2021年7月1日和10月21日，美国SpaceX公司发射的“星链-1095”和“星链-2305”卫星分别异常机动至中国空间站运行轨道附近，最近距离构成严重碰撞风险。期间中国航天员正在空间站内执行任务。

紧急避碰行动
中国空间站为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主动实施两次紧急轨道规避：

第一次（2021年7月1日）：星链-1095卫星从原555公里高度持续降轨至382公里，与中国空间站突发近距离接近，中方当晚启动避碰程序。
第二次（2021年10月21日）：星链-2305卫星处于“连续轨道机动状态”，机动策略不明且轨道误差无法预估，空间站当日再次紧急规避。
后续国际交涉
中方依据《外空条约》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照会，指出星链卫星的行为违反国际义务，威胁全人类航天活动安全，要求相关国家加强监管。2025年12月，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重申此问题，批评星链卫星扩张缺乏有效约束。

长期风险与影响

太空安全：星链卫星数量超1万颗，部分卫星失效或解体（如2025年一颗卫星解体产生100余枚碎片），对缺乏轨道机动能力的发展中国家航天器构成持续威胁。
非航天领域滥用：在非洲萨赫勒、东南亚等地，星链终端被暴恐分子、电诈集团利用，成为跨境犯罪工具。
此次事件凸显商业卫星星座无序扩张对太空安全的重大挑战，中方持续呼吁国际社会强化外空活动监管机制。

中国代表在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的发言解读与深度分析

2023年12月29日，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阿里亚模式”（Arria Formula）会议上就低地球轨道（LEO）卫星星座的快速扩张及其引发的安全、法律与地缘政治问题发表重要发言。此次会议聚焦于商业航天活动对外空安全与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中国代表以“星链”（Starlink）项目为典型案例，系统性揭示了当前全球外空治理面临的多重危机，并呼吁加强国际监管与责任约束。以下从事实背景、安全威胁、法律冲突、地缘影响与治理建议五个维度进行结构化分析。
一、商业卫星星座的失控式扩张：技术便利背后的结构性风险

近年来，以SpaceX“星链”为代表的巨型低轨卫星星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部署速度。截至目前，“星链”在轨卫星已超过1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总数的近三分之二，且其计划最终部署规模达4.2万颗。这种“先发射、后协商”的发展模式打破了传统外空活动的审慎原则。
数量级跃迁带来轨道拥堵：低地球轨道资源有限，密集部署极易引发碰撞风险。据欧洲航天局统计，目前太空碎片已超3.6万块可追踪物体，其中大量源于商业星座。
动态避让机制缺失：尽管具备轨道调整能力，“星链”卫星多次未能及时响应他国航天器的避碰请求。中国空间站曾于2021年和2022年两次实施紧急变轨，规避“星链-1095”与“星链-2305”卫星的接近，凸显现行通报与协调机制的失效。
解体事件加剧碎片危机：近期某颗“星链”卫星发生解体，产生100多枚可追踪碎片，持续威胁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无自主控轨能力航天器。此类事件若频繁发生，可能触发“凯斯勒效应”——即连锁碰撞导致近地轨道无法使用。

深层意图解读：中国并非反对商业航天发展，而是警示“单边主导+资本驱动”的模式正在侵蚀外空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公共属性。
二、法律越界与主权侵犯：通信服务的地缘政治化倾向

中国代表指出，部分低轨卫星系统无视东道国法律法规，在未获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向他国领土提供通信服务，构成对国家主权的实质性挑战。
绕过电信管制体系：“星链”终端可在全球多数地区直接接入互联网，规避了传统跨境通信需经政府审批或合作运营的制度安排。例如，在伊朗、缅甸等受制裁国家，“星链”被用于突破网络 封锁，虽具“自由传播”象征意义，但也削弱了国家对其信息基础设施的管控权。
边界地区的敏感部署：在南亚、东南亚边境地带，非法使用的“星链”终端成为跨境犯罪的技术支撑。某些分离主义组织利用其建立隐蔽通信链路，逃避地面监控。
缺乏数据本地化与合规机制：用户数据经由境外服务器处理，违反多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关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定，形成“技术治外法权”。

战略关切延伸：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数字时代国家主权边界重构的缩影。中国强调“网络主权”与“外空主权”的统一性，反对任何技术平台成为“法外飞地”。
三、安全外溢效应：暴恐、电诈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技术赋能

更值得警惕的是，原本服务于民用通信的卫星系统正被极端势力与跨国犯罪集团工具化，造成严重的安全外溢。
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应用：有情报显示，“伊斯兰国”西非分支（ISWAP）及“基地”附属组织已尝试使用便携式“星链”终端进行指挥联络，提升其在偏远沙漠与丛林地带的作战协调能力。
东南亚电信诈骗产业链依赖：在缅北、柬埔寨等地的诈骗园区中，“星链”成为切断与外界联系、规避执法追踪的关键设备。相较于传统SIM卡，其匿名性强、切换迅速，极大增加了警方溯源难度。
反政府武装的通信升级：南亚某地区分离势力通过暗网购买“星链”终端，构建独立于国家通信网络之外的情报传输系统，形成“平行信息空间”。

治理悖论浮现：技术创新本应促进和平与发展，但当其脱离有效监管时，反而成为破坏稳定的加速器。发达国家推动的技术普及，往往忽视接收端的社会脆弱性与治理能力落差。
四、国际法义务的履行缺位：《外空条约》框架下的责任真空

中国援引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强调发射国对其国内非政府实体的外空活动负有持续监督与控制的责任。
国家监管责任虚化：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批准“星链”部署时，侧重频谱分配与市场竞争，却未建立相应的国际协调、碰撞预警与应急响应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滞后：现有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机制缺乏强制执行力，难以应对高频次、高风险的轨道冲突事件。
透明度严重不足：商业公司常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公开轨道参数与机动计划，导致其他国家无法有效评估威胁。

制度批判视角：当前外空治理体系呈现“软法主导、硬法缺失”的特征。面对私营主体主导的新现实，原有以国家为中心的条约体系亟待革新。
五、中国的立场主张与全球治理倡议：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外空秩序

基于上述挑战，中国提出系统性改革建议，旨在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与约束力的国际规则。

1. 强化国家监管主体责任  
   呼吁各国依法对本国商业航天企业实施全生命周期监管，包括发射前风险评估、运行中数据共享与异常行为追责。

2. 建立全球轨道交通管理系统  
   借鉴国际民航组织（ICAO）模式，推动设立独立的“外空交通管理机构”，统一发布预警信息、协调避碰操作。

3. 制定商业卫星行为准则  
   在联合国框架下谈判达成《低轨卫星运行规范》，明确最小安全距离、主动避让义务、碎片减缓标准等技术要求。

4. 尊重国家主权与法律管辖  
   强调任何卫星通信服务进入他国领空前须取得许可，确保符合当地频谱管理、内容审查与数据保护法规。

5. 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  
   通过南南合作与技术转让，帮助不具备轨道监测与控轨能力的国家提升空间态势感知水平，避免其沦为“被动受害者”。

哲学层面回应：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外空领域的实践，主张将外空作为和平合作之域，而非大国博弈或资本扩张的新边疆。
结语：走向负责任的太空文明

此次发言不仅是一次外交表态，更是对全球科技伦理与治理范式的深刻反思。当少数企业掌握影响全人类安全的基础设施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技术权力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平衡。未来的外空秩序不应由市场逻辑单极主导，而应建立在多边协商、法治精神与共同安全的基础之上。中国在此议题上的发声，标志着全球南方国家开始积极参与塑造新一轮太空规则的话语权竞争——这或许是构建真正可持续、公正的星际文明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