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初秋，一封辗转多日的信，终于从朝鲜平壤送到了我辽宁丹东的家中。信封是那种略显粗糙的牛皮纸，上面用一丝不苟的钢笔字写着收件人信息。我拆开一看，心脏竟有些加速跳动——是我失联近十年的远房表哥，金明哲的来信。
信的内容很简短，主要是问候，并告知他们家一切安好，他如今在平壤一所大学任教，深受组织信任。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克制而清晰的优越感。信的末尾，他仿佛不经意地提起，听说中国这些年发展“有些困难”，如果我们需要帮助，他可以想办法寄一些“物资”过来。
我拿着信，哭笑不得。我在丹东经营一家对朝贸易的小公司，虽不算大富大贵，但有房有车，生活早已步入小康。表哥这“雪中送炭”的姿态，让我恍惚间以为自己还活在几十年前的粮票时代。
这种认知的错位，激起了我一种复杂的好奇心。经过长达数月的申请和繁琐的手续，我终于获得了一次前往平壤探亲的机会。我精心准备了礼物：给表哥的华为最新款手机（我知道他未必能用，但想作为展示），给表嫂的丝绸围巾，给侄女的各种精美文具和零食。我还特意在平板电脑里下载了许多关于中国城市风光、高铁网络、移动支付和繁华商圈的短视频。
我要用事实，温和地“纠正”一下表哥的误解。
飞机降落在平壤顺安国际机场，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扑面而来。表哥金明哲亲自来接我，他穿着一身熨烫得一丝不苟的旧西装，胸前别着领袖像章，神情严肃中带着自豪。他开的是一辆老旧的国产车，一路上，他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着宏伟的纪念碑、整齐划一的居民楼，以及那些精神饱满的市民。
“我们平壤，是世界上最美、最文明的城市之一。”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到了他家，是位于“未来科学家大道”的一间公寓。这在他们国家，是高级知识分子才能享受的待遇。房子不大，但收拾得一尘不染，家具简单甚至有些陈旧。表哥一家显然为我的到来做了精心准备，餐桌上摆着难得的猪肉、泡菜和米饭，甚至有一瓶红酒。
寒暄过后，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我的“展示”。我拿出华为手机，向他介绍其强大的拍照功能；我打开平板，播放上海陆家嘴的璀璨夜景、深圳华强北的电子洪流、重庆穿楼而过的轻轨……
我原本期待看到表哥惊讶、赞叹，甚至是一丝羞愧的表情。
然而，我错了。
金明哲的脸上，自始至终都带着一种宽容的、甚至略带怜悯的微笑。等我演示完毕，他轻轻放下酒杯，用一种教导无知弟弟的语气说：
“志勇啊，你展示的这些，我们都了解。但这都是表面的、虚假的繁荣。”
我愣住了。
他继续阐述他的观点，逻辑严密得让我无从反驳：“我们知道，中国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贫富差距极大。你们的高楼大厦，是属于少数资本家的；你们的手机、高铁，是压榨无数工人血汗换来的。你们的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为了金钱疲于奔命，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和信仰。”
他指了指窗外：“你看我们平壤，没有乞丐，没有贫民窟，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我们或许没有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商品，但我们的精神是富足的，我们的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你所说的‘富裕’，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精神上的贫穷。”
表嫂也在一旁温和地补充：“是啊，志勇。听说很多中国人吃不起肉，看不起病。你们那里的物价，很高吧？”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所有的语言在此刻都显得如此苍白。我引以为傲的现代化成就，在他们坚固的意识形态壁垒面前，被解构得支离破碎。我带来的最新款手机，在他眼里，不如他胸前那枚小小的像章有价值。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才是个试图炫耀的“穷人”，而他们，才是精神上的“亿万富翁”。探亲的行程中，这种对话模式反复出现。我带他们去涉外商店，想买些东西送给他们，他们看着标价不菲的进口商品，会摇摇头说“我们不需要这些资本主义的奢侈品”；我给他们看中国普通家庭聚餐的照片，他们会关注“这一桌菜要花掉工人多少天的工资”。
我的“炫富”计划彻底失败，内心充满了无力感和荒诞感。
直到行程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
我们参观完万景台少年宫回程，侄女，那个刚上初中的、一直很安静的女孩，在车上不小心把我送给她的那盒进口巧克力掉在了地上。包装盒摔开了，几十颗五颜六色的糖丸滚落在干净但陈旧的车厢地毯上。
女孩的脸瞬间变得惨白，不是心疼，而是恐惧。她惊慌失措地看向她的父母。
表哥和表嫂的脸色也瞬间变得极其严肃和紧张。表哥先是严厉地瞪了女儿一眼，然后迅速弯下腰，以一种近乎抢夺的速度，将散落的巧克力一颗不剩地捡起来，塞回盒子，紧紧攥在手里。他对着前排的司机（我后来意识到那可能也是监视者）的背影，用一种过于轻松的语气解释道：“小孩子，毛手毛脚的。”
那一刻，车厢里弥漫开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之前所有关于“精神富足”的侃侃而谈，都在那短暂的、失控的几秒钟里，被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击碎了。
我忽然明白了。他们并非完全不知道外界的真实情况，他们只是生活在一个信息高度过滤的茧房里，并且被迫（或习惯于）扮演这个茧房所要求的角色。他们的“优越感”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策略，是维系其内心平衡和现实安全的屏障。我那基于物质丰裕的炫耀，在他们看来，不仅是浅薄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
临别时，表哥紧紧握着我的手，语气恢复了之前的沉稳与优越：“志勇，回去好好工作。要相信，只有坚持主体思想，坚持我们这条路，才是人类最正确、最光明的道路。中国的困难是暂时的，希望你们能早日找到正确的方向。”
我看着他真诚而坚定的眼神，所有想辩解的话都咽了回去。我只是点了点头。
回国的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看着窗外丹东林立的高楼和车水马龙，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千山万水，而是认知的鸿沟。我以为我是去“扶贫”的，却遭遇了一场精神层面的“降维打击”。
究竟谁穷，谁富？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且无比沉重的答案。那盒打翻的巧克力，成了这次探亲之旅最讽刺、也最悲伤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