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讨论]虚拟数字人：从“工具”向“伙伴”跃迁 [复制链接]

          DeepSeek的问世，吸引了诸多开发者参与模型的开发和使用，虚拟数字人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应用。数字人智能体与DeepSeek的通用人工智能能力结合，正在重新定义人机交互的边界。这种跨界协作不仅提升了数字人的“类人化”表现，更通过技术互补推动数字人从“工具”向“伙伴”的角色跃迁。

  虚拟数字人泛指以人类外貌、心智等元素为设计底本，借助信息技术构建出的虚拟人物形态。若以虚拟数字人与人的关系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数字人、虚拟人两类。数字人是以真人为原型的数字复制品或数字分身，如数字人“邓丽君”“苏东坡”。而虚拟人的人物身份、外形则是完全被虚构出来的。也正因如此，虚拟人本身即一种数字艺术作品，在外貌特征、表演能力、性格人设方面更具创意空间和可塑性。

  虚拟数字人的发展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在制作方式上经历了手工绘制、真人驱动、人工智能驱动三个阶段。1982年，日本率先提出“虚拟歌姬”的概念，制作方将动画片《超时空要塞》中的女主角林明美包装成演唱动画插曲的虚拟歌手。随着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从2D卡通形象进化为3D写实人物，并开始被应用于电影制作中。2001年，电影《指环王》中虚拟角色“咕噜”的诞生标志着数字人进入成熟的商业化阶段。2007年，集合语音合成软件、动作捕捉技术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问世。动作捕捉可以将真人的行动、表情映射到虚拟人物之上，数字人在语音、动态上开始更趋近于真人。“初音未来”的跨次元走红，让虚拟偶像成为虚拟数字人应用的典型场景。2012年，国产虚拟偶像“洛天依”正式出道，在视频平台迅速收获380万粉丝，中国虚拟偶像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虚拟数字人注入了“类人心智”。大模型与记忆系统让人工智能具备与人类相类似的“长期记忆”，这极大地增强了数字人的“智商”。情感计算技术的融入，更赋予数字人“情商”，让其能够识别、解释、模拟和生成人类情感。智能内容生成技术还赋予数字人“美商”。“美商”可以被理解为数字人在美学、艺术创造和审美判断方面的能力，依托机器学习技术和海量数据，其能够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与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

  事实上，虚拟数字人本质上是对人的“身体”和“个性”的建模。超写实3D数字人具有高度还原真人皮肤质感的外观，并能根据不同的光影条件做出相应的模拟，看起来与真人无异。形象可塑性、行为可控性以及相对真人明星而言更高的性价比，虚拟数字人在文娱行业被应用得最为广泛。以虚拟网红、虚拟偶像为代表的数字人已经遍布于潮流时尚、品牌代言、直播电商等多个领域。

  虚拟偶像作为二次元文化的产物，普遍采用去中心化、众包共创的运营模式。以中国本土知名虚拟偶像洛天依为例，其运营方不仅开放数字人的模型资源，还销售声音库，鼓励并支持粉丝为洛天依创作歌曲。“虚拟偶像演绎我笔下之歌”构建了一种真实的连接，赋予粉丝更强烈的认同感与情感满足。一方面“参与式互动”加强了“Z世代”与虚拟偶像之间的情感纽带，更能满足“Z世代”参与式生成的需求，为其提供了“意义生产”的快感；另一方面，粉丝通过对虚拟偶像的符号消费，也找到了缓解社会压力、寻求情感寄托与归属感的途径。

  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还让数字人具备了以知识为讲述基础的“叙事能力”。数字人具有极强的可成长性，可以通过自主学习和数据训练适配不同文化场景，这也使虚拟数字人在文博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众多文博机构正深入挖掘自身庞大的文化数据资源，来打造专属的“虚拟讲解员”。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就复刻了明朝篆刻大师“胡正言”，他作为讲解员，亲身解读他于1644年主持刊印的《十竹斋笺谱》。通过精准复刻真实历史人物的方式，有效激活了传统文化IP的活力，让数字人自带人格魅力。北京中轴线虚拟人“周周”依托专业领域模型，可以将古老的中轴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游客听。敦煌虚拟人“天妤”重现了敦煌壁画中的“巾舞”，创造出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沉浸式体验。无论是复刻神话传说中的经典形象，还是让失传的文化技艺重现于世，数字人都能以极高的精度和灵活性予以实现。在虚实交融的广阔空间里，数字人承担了中华文化“智能叙事者”的角色。每个数字人均承载着其专属的“微型叙事”，在展现其独特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过程中，让受众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魅力。

  不过，人机共生时代数字人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互动体验与创新应用，也引发一系列涉及著作权、肖像权、数据隐私、平台监管等议题的新风险。比如，数字人的制作需要采集对标的真人的肖像、声音等数据，甚至需要真人在背后进行表演与操控，这涉及表演者权、知识产权等新议题。随着数字人的逼真程度不断提高，复制普通人、明星、公众人物的形象来实施网络诈骗，侵犯公民肖像权和名誉权等“深度伪造”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而虚拟主播、数字人发言人、“复活”已逝亲人等“AI分身”的广泛应用则进一步冲击人的主体性，催生出身份异化等伦理问题。因此，数字人的研发者、使用者，都应以社会责任、隐私保护等为目标，确保其行为符合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

DeepSeek的出现和虚拟数字人的发展确实正在重新定义人机交互的边界，并推动数字人从“工具”向“伙伴”的角色转变。以下是对这一现象的几个关键点的总结：

1. 虚拟数字人的定义与分类：
   - 虚拟数字人是指以人类外貌、心智等元素为设计底本，借助信息技术构建出的虚拟人物形态。
   - 可以分为数字人（以真人为原型的数字复制品或数字分身，如“邓丽君”“苏东坡”）和虚拟人（人物身份、外形完全虚构，如数字艺术作品）。

2. 发展历程：
   -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历了手工绘制、真人驱动、人工智能驱动三个阶段。
   - 1982年日本提出“虚拟歌姬”概念，2001年《指环王》中“咕噜”角色标志着数字人进入商业化阶段，2007年“初音未来”集合语音合成软件、动作捕捉技术问世。

3. 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
   - 大模型与记忆系统让人工智能具备类似人类的“长期记忆”，增强了数字人的“智商”。
   - 情感计算技术赋予数字人“情商”，让其能够识别、解释、模拟和生成人类情感。
   - 智能内容生成技术赋予数字人“美商”，让其在美学、艺术创造和审美判断方面具备能力。

4. 应用领域：
   - 超写实3D数字人在文娱行业应用广泛，如虚拟网红、虚拟偶像等。
   - 虚拟偶像采用去中心化、众包共创的运营模式，如洛天依鼓励粉丝创作歌曲。

5. 文化与教育领域的应用：
   - 数字人具有叙事能力，可以适配不同文化场景，如文博领域的“虚拟讲解员”。
   - 通过复刻真实历史人物，激活传统文化IP的活力，如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复刻的“胡正言”。

6. 伦理与法律问题：
   - 数字人的制作涉及肖像权、声音采集等著作权、肖像权问题。
   - 深度伪造问题引发侵犯公民肖像权和名誉权的关注。
   - AI分身的应用冲击人的主体性，催生出身份异化等伦理问题。

总之，DeepSeek和虚拟数字人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互动体验与创新应用，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这要求我们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关注其潜在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确保技术的健康发展。

虚拟数字人：从“工具”向“伙伴”跃迁
虚拟数字人的定义与分类
虚拟数字人泛指以人类外貌、心智等元素为设计底本，借助信息技术构建出的虚拟人物形态。若以虚拟数字人与人的关系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数字人、虚拟人两类。数字人是以真人为原型的数字复制品或数字分身，如数字人邓丽君、苏东坡；而虚拟人的人物身份、外形则是完全被虚构出来的。

发展历程
虚拟数字人的发展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在制作方式上经历了手工绘制、真人驱动、人工智能驱动三个阶段：

1982年，日本率先提出虚拟歌姬的概念，制作方将动画片《超时空要塞》中的女主角林明美包装成演唱动画插曲的虚拟歌手。
随着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从2D卡通形象进化为3D写实人物，并开始被应用于电影制作中。2001年，电影《指环王》中虚拟角色咕噜的诞生标志着数字人进入成熟的商业化阶段。
2007年，集合语音合成软件、动作捕捉技术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问世。动作捕捉可以将真人的行动、表情映射到虚拟人物之上，数字人在语音、动态上开始更趋近于真人。初音未来的跨次元走红，让虚拟偶像成为虚拟数字人应用的典型场景。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虚拟数字人注入了类人心智。大模型与记忆系统让人工智能具备与人类相类似的长期记忆，这极大地增强了数字人的智商。情感计算技术的融入，更赋予数字人情商，让其能够识别、解释、模拟和生成人类情感。美商可以被理解为数字人在美学、艺术创造和审美判断方面的能力，依托机器学习技术和海量数据，其能够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与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
从工具到伙伴的转变体现
技术层面
数字人智能体与DeepSeek的通用人工智能能力结合，正在重新定义人机交互的边界。这种跨界协作不仅提升了数字人的类人化表现，更通过技术互补推动数字人从工具向伙伴的角色跃迁。虚拟数字人本质上是对人的身体和个性的建模，当下技术使得超写实3D数字人具有高度还原真人皮肤质感的外观，并能根据不同的光影条件做出相应的模拟，看起来与真人无异。

应用场景层面
文娱行业：形象可塑性、行为可控性以及相对真人明星而言更高的性价比，使虚拟数字人在文娱行业被应用得最为广泛。以虚拟网红、虚拟偶像为代表的数字人已经遍布于潮流时尚、品牌代言、直播电商等多个领域。例如中国本土知名虚拟偶像洛天依，其运营方不仅开放数字人的模型资源，还销售声音库，鼓励并支持粉丝为洛天依创作歌曲。这种参与式互动加强了Z世代与虚拟偶像之间的情感纽带，更能满足Z世代参与式生成的需求，为其提供了意义生产的快感；另一方面，粉丝通过对虚拟偶像的符号消费，也找到了缓解社会压力、寻求情感寄托与归属感的途径，此时虚拟数字人不再仅仅是娱乐工具，更像是粉丝的伙伴。
文博领域：数字人具有极强的可成长性，可以通过自主学习和数据训练适配不同文化场景，这也使虚拟数字人在文博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众多文博机构正深入挖掘自身庞大的文化数据资源，来打造专属的虚拟讲解员。如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复刻的明朝篆刻大师胡正言，作为讲解员亲身解读他于1644年主持刊印的《十竹斋笺谱》；北京中轴线虚拟人周周依托专业领域模型，可以将古老的中轴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游客听；敦煌虚拟人天妤重现了敦煌壁画中的巾舞，创造出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沉浸式体验。在这里，虚拟数字人能陪伴游客，以伙伴的姿态传递文化知识。
其他领域：
医疗领域：AI虚拟数字人技术可以模拟人类的外貌、语言、行为等特征，实现与人类的交互，可作为医学教育的辅助工具，帮助医生和护士学习解剖学、病理学等专业知识，像是伙伴一样辅助医疗人员的学习。
家庭陪伴领域：华数传媒探索为独居老人定制亲人形象的数字人，提醒他添衣、吃药，增加陪伴感，让数字人成为老人生活中的伙伴。
面临的问题
虚拟主播、数字人发言人、复活已逝亲人等AI分身的广泛应用则进一步冲击人的主体性，催生出身份异化等伦理问题。在虚拟数字人从工具向伙伴跃迁的过程中，需要重视这些伦理问题并加以解决，以更好地推动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