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是假新闻的首要目标，他们很容易相信社交媒体上未经证实的言论。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学校是唯一能教授他们如何客观评估这些信息的地方。然而对于媒体素养课程的内容设置，教育界存在深刻的分歧。由于缺乏严谨的研究，教育学者很难辨别形形色色的媒体素养学习方法是否可靠。有学者甚至怀疑，一些教育方法可能助长青少年的怀疑主义。美国教育界的研究与实践表明，为了达成提高青少年媒体素养的目标，需要加大对媒体素养教育的投资，并进行更多的研究。
1.孩子就是谣言的目标
去年，阿曼达·加德纳在西雅图市外新开了一家小学初中一贯制独立学校。让这位拥有20年教龄的老师吃惊的是，学生中竟有人坚称“纳粹大屠杀从没发生过”“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骗局”，并对这些阴谋论故事深信不疑。加德纳表示，误导性信息（包括无心造成的错误，以及故意混淆视听的虚假信息）“在过去的10~20年中，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学校却没有重视这一点。“绝大部分高中可能只会教孩子们避免抄袭，仅此而已。”
事实上，孩子们正是假新闻的首要目标。《英国发展心理学杂志》2021年9月刊登的一项研究指出：从14岁开始，孩子们就很容易相信未经证实的阴谋论观点。许多青少年无力分辨网上信息的可信度。2016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曾对美国近8000名学生进行过一项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超过80%的初中生相信贴着“赞助商内容”标签的广告是真实的新闻报道。研究者还发现：只有不到20%的高中生会认真质疑社交媒体当中的荒唐言论——比如脸书网（Facebook）上的某个帖子，帖子中晒出形状古怪的花朵，说它长在日本核电站事故现场附近，以此证明这片区域存在危险的核辐射水平。此外，调查中超过2/3的大学生对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关于枪支管控”的民意调查结果深信不疑，却没能注意到该调查由某些组织推动，这些有倾向性的组织影响了数据的公正性。
虚假信息往往直接针对年轻用户，将他们引向误导性内容。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视频网站YouTube的推荐算法倾向于推荐比观众一开始的选择更为极端与牵强的视频。例如，当研究人员用“月食”一词搜索视频时，YouTube会把他们引导到一个视频，该视频暗示了地球是平的。要知道，YouTube是青少年中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网站之一。泽伊内普·图费奇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信息和图书馆科学学院的副教授，在YouTube上长时间搜索视频，并观察算法给她的推荐后，图费奇认为YouTube的推荐算法是“21世纪最强大的激进化工具之一”。
有一项名为“媒体素养教育”的工具或许可以帮助学校应对这个问题。“媒体素养教育”能指导孩子们评估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识破伪装成真理的谬误。有些家庭中，父母可能也相信阴谋论故事或由虚假信息助长的谎言。对这些家庭的孩子来说，学校是唯一能教授他们如何客观评估这些言论的地方。
2.纷杂的课程
然而，很少有美国孩子能接受这种教育。去年夏天，伊利诺伊州成为美国第一个要求所有高中生学习“媒体素养”课程的州。另外，还有13个州有涉及媒体素养的法律，但要求很笼统。比如，只要求教育部门在官方网站上列出一份相关的资源清单。在大学里，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接受某种形式的媒体素养教育。但“到大学才开始学习，实在是太晚了”。美国石溪大学新闻素养中心执行主任霍华德·施耐德说。几年前，他进大学教书，发现“学生在媒体信息鉴别方面有极大的缺陷，而且已经养成了非常糟糕的习惯”。
学习“媒体素养”课程的学生太少，并不是唯一存在的问题。在教育界，对于这门课程的内容设置，也有深刻的分歧。有些课程训练学生倚重传统媒体新闻，但有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做法忽略了出版物和记者本身可能带有的偏见。另一些课程则引导学生识别信息的来源，并考查信息的传播者如何从信息的内容中获益。总的来说，究竟什么才是教授孩子们区分事实和虚构的最佳办法，可供参考的数据依然很少。
大多数媒体素养学习方法“一旦面对‘证据在哪里’这个问题，就会显得很单薄。”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斯坦福历史教育小组的负责人山姆·怀恩伯格说。美国罗德岛大学媒体教育实验室主任勒妮·霍布斯则认为，不同的媒体素养学习方法，代表了不同教育研究者的派别，并且“每个派别都在不遗余力地贬低其他派别”。这些方法没有经过正面交锋，有些甚至只有小规模的研究支持。层出不穷的“媒体素养学习方法”跟形形色色的网络媒体本身一样，很难分辨该相信哪一个。
3.应战假新闻
“新闻素养”是媒体素养研究的一个分支，专门考查阴谋论的传播，培养鉴别真假新闻的能力。它涉及一整套技能，帮助人们判断新闻和信息的可靠性与可信度。但是，与媒体素养一样，研究人员对如何教授这种“新闻分析法”也有极大的分歧。
一些课程，比如施耐德在石溪大学开设的课程，以及在华盛顿特区开设的新闻素养公益课程，告诉学生何为“负责任的新闻媒体”，让他们了解此类媒体的工作流程，借此帮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辨别信息的质量。在课程中，学生会了解到记者如何追踪新闻，学会如何区分不同种类的信息，以及如何鉴别报道背后的证据。2007年，施耐德曾为《尼曼报告》撰写过一篇文章，其中写道：这类课程的目的是将学生塑造成“有鉴别力的消费者，能够区分未经加工的网络原始信息，以及经过验证的独立新闻报道”。
然而，一些媒体素养学者对这些方法的有效性表示怀疑。例如，霍布斯在2010年写了一篇论文，认为这些方法美化了传统新闻媒体，忽视了其中的问题，对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起效甚微。她写道：“当代新闻业的现实是：主义先行与大肆抹黑是建立受众的最可靠方法。如果对此视而不见，那么‘新闻理想’也是千疮百孔的。”
还有些课程使用了不同的方法：让学生判断新闻和信息源的目标和动机，以此部分评估它们的可信度。他们教会学生提出问题：新闻是谁写的？目的何在？其他来源是怎么说的？但这些方法相对较新，没有经过广泛研究。
美国爱默生学院的公民媒体和新闻学专家保罗·米海里迪斯说，缺乏严谨研究，确实是鉴别各种媒体素养教学方法的主要障碍。他是“媒体素养实践影响图绘制计划”的主要调查者，该计划由美国媒体素养教育协会支持。“目前开展的大多数科学研究规模很小，且处于探索阶段，只能归属于定性研究。”他说。这不仅仅由于缺乏资源，他补充道，“还因为缺乏对目标的明确认识”。
例如，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修完石溪大学本科媒体素养课一年后，上过课的学生与没上过的相比，回答某些问题的表现是否更优。结果显示：上过课的学生更有可能正确回答关于新闻媒体的问题，比如“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主要资金来源并非广告”。但是，这项研究并没有测试学生对真假新闻的辨别能力，因此很难了解修过该课程的学生对假新闻的免疫程度。
此外，现有的少量研究，针对的几乎都是大学生，而不是更容易受虚假信息影响的初高中学生。在K-12（幼儿园到高中）教室中使用的各种媒体素养教学方法，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测试。作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米海里迪斯团队与美国媒体素养联盟（National Media Literacy Alliance，旨在促进媒体素养教育）内的所有主要组织的负责人进行了交流。米海里迪斯说：“我们一再发现，联盟支持学校和教师的许多方式——资源、教学大纲、最佳实践方法等——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
包括怀恩伯格在内的一些研究人员，正努力填补这一空白。在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怀恩伯格团队比较了10名历史学教授、10名新闻事实核查员和25名斯坦福大学本科生对社会政治类网站和信息的评价。他们发现，历史学家和学生经常被诱导性的网站愚弄，而新闻事实核查人员则不然。此外，他们的分析方法也有很大的不同：历史学家和学生用的是纵向阅读法，在同一网站中浏览不同信息，以此评估该网站的可信度；但事实核查人员用的则是横向阅读法，在新浏览器标签中打开不同来源的信息，同时进行搜索，以判断原始网站的可信度。
怀恩伯格团队与波因特研究所（Poynter Institute）和地方媒体协会（Local Media Association）合作，在Google.org（一家由谷歌公司创立的慈善机构）的支持下，创建了一个公民在线论证课程，教学生通过横向阅读来评估信息。到目前为止，效果似乎不错。在一项涉及城市公共卫生区4万名高中生的实地测试中，怀恩伯格和他的团队发现，与没有学习该课程的学生相比，学过该课程的学生能够更好地评估网站和网上言论（如Facebook帖子）的可信度。
4.适得其反的教育？
然而，哪怕新闻素养教育能让学生掌握具体技能，从更加长远和广泛的角度衡量，这种教育的影响力究竟如何，也有研究人员表示怀疑。学生掌握评估网站言论的方法后，能否终生保留并使用这些技能？这些方法能否在学生心中植入对阴谋论和虚假宣传的怀疑态度？能否引导学生成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公民？对此我们有多少信心？“大家总是乐观地认为‘这种做法必将巩固我们现有的成就’，但我对此持保留态度。”米海里迪斯说。
不过，确实有一些研究表明，新闻素养方法可能具有更广泛的有益影响。在2017年一项针对397名成年人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与媒体素养较低的人相比，媒体素养较高的人赞同阴谋论的可能性更小。文章共同作者、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新闻和媒体研究副教授塞斯·阿什利说：“我们没法百分之百肯定，新闻素养会让你拒绝阴谋论；但我们在两者之间发现了正向的关联。这说明，新闻素养教育值得继续探索。”
虽然阿什利的研究结果鼓舞人心，但有专家担心：只关注对网站和新闻文章的评估，这种做法过于狭隘。美国媒体素养教育协会执行主任米歇尔·丘拉·利普金说：“新闻素养大都侧重于评估可信度以及判断真假。这个问题确实重要，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一旦弄清真假，接下来，我们该评估和分析什么呢？”她认为，确定信息的可信度只是第一步。学生们还应该思考：为什么新闻报道选择了这种方式而非其他？新闻讲述了谁的故事、又忽略了谁？新闻消费者获取新闻的渠道是什么？
引导学生对所有信息持怀疑态度，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坏处。“我们认为，有些媒体素养学习方法不仅不起作用，而且还会适得其反，让学生愤世嫉俗，或加剧他们对新闻媒体工作方式的误解。”新闻素养项目的高级教育副总裁彼得·亚当斯说，学生们可能会“从任何新闻报道中读出邪恶的动机”。2018年西南偏南媒体大会（South by Southwest media conference）上，微软研究院的技术学者、数据与社会研究所的创始人兼总裁丹娜·博伊德做了一次演讲，详述了这种担忧。博伊德认为，尽管要求学生挑战他们的假设是件好事，但“漏洞一旦打开，人们就会忍不住用新的解释去填充；而有些填充方法可能会有很大问题”。乔丹·罗素是得克萨斯州布莱恩市一所高中的社会学教师，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学生很容易钻牛角尖，从健康的批判性思维滑落到不健康的怀疑主义”，并认定谁都不会说真话，只会撒谎。
为了避免这些潜在的问题，阿什利建议采取适用面更广的方法，帮助学生培养心态，以适应不确定性。哈佛大学教育心理学家威廉·佩里认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经历不同的阶段。起先，孩子们的思考方式非黑即白——答案要么正确，要么错误。接着，他们成长为相对主义者——意识到根据语境的不同，可能有不同的答案。这一阶段也潜藏着危机。正如罗素所说，在这个阶段，人们可能会认定：世界上根本没有真理。阿什利补充说，如果学生认为一切都是谎言，也会认为没必要参与困难的话题。
新闻素养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进入下一个层次，能够“了解并欣赏一个事实：这个世界是混乱的，但这不成问题。”阿什利说，“你可以拥有某些基本方法，收集你认为可靠的知识，同时重视不确定性，也重视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持续辩论。”新闻素养教育的目标是引导学生认识和参与，而不是驱使他们变得冷漠。
5.雄心勃勃的一大步
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学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扩大项目的覆盖面，让每个人，特别是来自低收入学区的孩子（这些孩子在校外接受指导的可能性低得多），都能接受媒体素养教育。老师要教的东西已经够多了，还能不能挤出时间补充别的？更何况，需要补充的内容既微妙又复杂。亚当斯说：“我们迫切需要对老师进行专业支持、培训和发展，因为他们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却要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混乱、最复杂的信息景观。”
2019年，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埃米·克洛布切尔向美国参议院提出了《数字公民和媒体素养法案》（Digital Citizenship and Media Literacy Act）。如获通过，该法案将在教育部设立一个2000万美元的拨款项目，帮助各州发展和资助K-12（幼儿园到高中）学校的媒体素养教育举措。想要美国的年轻人学会凭借自身智慧、自如应对不断变化的新媒体环境，加大对媒体素养教育的投资至关重要。同时，对于帮助年轻人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法，有必要进行更多研究。在新闻素养中心，施耐德正计划进行一项试验，以确定他的课程对初高中学生的新闻素养、公民参与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的影响。
但是，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研究人员才能进行整体判断：长期来看什么有效，什么无效。教育学者需要迈出“雄心勃勃的一大步”，施耐德说，“我们面临接受、处理和分享信息方式的转型。我们正处于500年来最深刻的革命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