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到县城老家，我都会成为长辈们眼中的「救星」。
负责小区清洁的阿姨、保安室里的大叔、亲戚家雇用的保姆……只要是熟识的长辈，往往会在见面时把我叫过去，帮他们解决用手机时碰到的难题——
微信离奇消失、手机内存已满、网址不会保存……当然还少不了那些需要付费订购的「省钱卡」和伪装成软件警告的 app 开屏广告。
期间有个发现是，很多在我们看来最简单不过的基本操作，像什么安装卸载应用、开关静音或是微信扫码，对部分中老年人来说都构成了巨大的障碍。
他们大多看得懂文字提示，却不理解怎么转变为实际操作，因为他们远不如年轻人熟悉各种界面元素背后的象征意义。譬如，我们知道向左的箭头「←」一般意味着「返回」，但在中老年人的观念里，这种对应关系不必然存在。
而且，这种困境并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得到改善，世界依然朝着年轻人熟悉的走向狂飙突进，健康码、手机打车、网上挂号、电子火车票等智能生活应用的快速铺开，甚至进一步拉大了「数字鸿沟」。人工服务方式被功能单一的自助科技迅速取代，让习惯了传统方式的部分中老年人在当下的社会显得寸步难行。
作为一种「事后补偿」，近来社会开始关注老年人在智能时代的处境，提出各种技术上或政策上的措施来帮助这个一度被遗忘的庞大群体来适应这个时代，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便是一例。
然而，这种关怀似乎遮蔽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老年人与智能技术的区隔？
老年人和年轻人区别在哪？
最主要的因素自然是那些「硬性」的阻碍，比如过去受教育程度不足；视力、听力、记忆力等生理功能的退化；经济困难；为许多实验证实的、人在年老后拒斥新事物的先天倾向，等等。但这些因素不是今天想要谈论的重点，因为对存在实际困难的老年人，为他们提供人性化的人工服务几乎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更想谈论的是，那些来自文化的、「软性」的限制。
先试着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在汽车客运站的自助售票机前排队购票，你前面只有一位老人在售票机的屏幕上摸索。突然他转过身来，说自己不知道怎么扫码付款，希望你来帮他操作。
这时候你会怎么做？想必大多数人会选择帮助这个老人，哪怕带有一点小小的戒心。毕竟老人不会用自助售票机太正常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碰到过这样的场景，而普遍的道德义务也会敦促我们伸出援手。
但假如对这个场景做一些小小的改动，例如，把前面的老人换成一个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面对他的求助，你会有怎样的反应？
说实话，看起来就很蹊跷。如果是我面对这样的情境，第一反应大概是困惑和惊慌——面前这个年轻人要么是刚从偏远地区来到大城市，要么是处心积虑的诈骗犯，而我的对策或许是马上转身离开。
原因很简单，比起老年人不会用科技产品的司空见惯，一个年轻人不会扫码付款实在是太「不正常」了。生活经验告诉我，一个生活在 2020 年的年轻人不会不懂得扫码，于是这种反常现象的背后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阴谋。
透过这个思想实验，就能够发现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已经确定了「老年人」可以对大众科技感到陌生，而「年轻人」却不应如此。与其说这是刻板印象，不如说是统计上的总结。
然而说到底，一个健康的、受过教育的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和一个年轻人不会驾驶汽车真的存在什么本质性区别吗？似乎没有。但谈到前者时，我们更倾向于要求手机厂商与家人想办法帮助老人上手使用；而谈到后者时，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年轻人自己的责任。假如确实有开车的需求，那年轻人应该努力学习考取驾照，而不是坐等自动驾驶技术来适应自己。
简而言之，在我们的普遍观念里，科技总是有义务去照顾老年人，而年轻人有义务去主动学习新事物。毫无疑问，对「弱势者」的人文关怀是一个社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之一，也是科技界始终追求的高尚目标。但纵观历史，老年人并不必然扮演着「弱势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