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亚斌
老队长走了，享年九十有五。自从父亲走后，这几年，村上这拨和父亲差不多岁数的长辈，好像秋天沟渠边的茅针一样，都被一根根地拔走了。每每有噩耗传来，我倒是显得淡定，因为我明白，这是很自然的事，岁月无常，人生易老嘛。不过老队长的离去，却让我的心隐隐疼痛了很久。
老队长比父亲要年轻七八岁，他们平时一直以兄弟相称。和父亲不同，老队长思想活跃，敢说敢做，号召力强，而且总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当年，海岛刚迎来解放的第一缕曙光，村民们才分上田地和牲畜不久，老队长就找到父亲，说要成立一个组，把各家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集中共享，特别是要保证缺少人手的人家，先给他们把地种上。于是，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带头成立了村上第一个互助组。不到两年，又把分得的田地、耕牛、大型农具都拿了出来，在村里建起了第一个生产合作社。说来也奇怪，一向自尊，且不乏主见的父亲，在这位小老弟面前，每每总会言听计从。记得父亲不止一次和我谈起过他的这位老弟，说他为人真诚、处事公正，又能把握方向。言语间溢满了钦佩。我知道，父亲是难得夸人的，从父亲嘴里说出这样的评价，足见其有多重的分量！
从当年的互助组长、社长起，到后来的生产队长，老队长一直是村里的当家人。我记得那时生产队的主要领导也是要年年评议的，很多时候还要无记名推荐更换的人选，但老队长每次总能得到提名，而且票数最多。
当然，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老队长也经受过考验。年届五旬时，老队长的老婆生了个男孩。由于产妇孕期严重营养不良，再加上高龄，婴儿又瘦又黑，而更为要命的是，产妇一点奶水也没有。那个年代，买奶粉又非易事，且不说没货供应，即便有，也无力购买这样的奢侈品啊。
我在饭桌上听父母亲说起这事，也不知是哪来的勇气，当即就不知天高地厚地给父亲提了“建议”——挤生产队那头母牛的奶救急，每天一小杯。也正巧，那时队里的母牛正好在哺乳期，而父亲又是队里的放牧员。犹豫再三后，父亲接受了我的“建议”，在小牛吃奶前，先挤出一小杯，让我给队长送去。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四个月，孩子终于挺了过来。其实这事后来大家都知道，也没人有什么异议。
但老队长倒很坦然。他不止一次地在生产队大会上检讨、认错。想来也奇怪，当时，队长检讨完后，除一两个人发点声外，再没有人附和。更让我奇怪的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势下，队长的职务也没人取代，每年的投票结果，他总是一骑绝尘，得票数遥遥领先。
我是二十出头后才离开村子的，老队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对晚辈极其关心的。
上小学那会，我每天都要经过一大片胡萝卜田，那是生产队种来喂猪的。也许实在是饥饿难忍吧，我打起了胡萝卜的主意。趁着上学和放学路上的空余时间，我就用削铅笔的刀片，偷挖胡萝卜充饥。
这事后来不知怎么让队长知道了，他掐着时间，在胡萝卜田边等着。有一天他把我拦住，满脸严肃地问我是否挖了胡萝卜吃。我害怕极了，哪还敢开口。见我不说话，队长依然严肃，说：“吃就吃了，以后不可以。要是再挖，队里就扣你父母的工分。”这话还真把我给镇住了，我有好几天不敢下手。但时间一长，我难抵诱惑，又开始动手。谁知这一次又被老队长逮了个正着。我故伎重演，一言不发，脸涨得通红，老实地站在一边，等待他的发落。队长虽仍是一脸严肃，却没有了训斥，依然只是说了些要扣父母工分之类的话，然后叹口气默然离开。但在记忆中，那段时间我从来就没有听父母讲起过被扣工分的事……
老队长走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以老人的人生境遇，能活到期颐之年才驾鹤西去，这是多么不容易啊，也许真应验了那句老话——仁者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