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个城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它的建筑和古迹。就像故宫、天安门之于北京，杜甫草堂、武侯祠之于成都。天津呢，就数民园体育场和五大道区。这些穿越历史的遗产，承载着民族的文化记忆，是打通古今的隧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冯骥才敏感地意识到，承载着历史和记忆的老城到了濒危边缘。为了留住自己熟悉的家园，从抢救老街开始，他一步步地踏上了文化遗产保护之路。《漩涡里》即是一部讲述他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心路历程的书。
冯骥才是一个使命感极强的人。他曾不止一次地陈述过：“写作的意义和目的是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命运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偶然，但无数偶然彼此印证，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由文学到文化遗产保护，是他选择用行动拯救历史。他一边组织志愿者摄影记录老城遗韵，一边说服有关方停止拆迁。但有时候仍改变不了结果。当一些古建被夷为平地时，他常常站在废墟中泪流满面。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也是中国人的共同语言。它们编织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核。冯骥才是一位有担当又有着深刻历史意识的文人，面对文化遗产被破坏，他坚定地说：“我是文化人，当文化遭劫难时，必须站出来！”抢救文化遗产，就是他的使命。没有资金，他卖画建立私募基金；缺少大众支持，他四处宣讲，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开发商急于破旧立新，他呼吁老城、古村落保护，申请国家专项基金建立保护项目。
这些行动在《漩涡里》记录起来不过寥寥几万字，却消耗了冯骥才人生最宝贵的二十年。在他的大树画馆中，收藏了大量文化遗产保护档案，但这些极具规模的档案连他全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档案都是他亲自整理，每一张插图都是他亲自监制完成。如《中国大同雕塑全集》的十万件雕塑，他亲自请摄影师来拍，拍完后再进行整理、印制。这一工作耗时而繁琐，整个工程的费用都是他自己承担。而在大树画馆，这样的资料还有太多。
《漩涡里》里有一个故事让我动容。冯骥才和文物普查人员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时，在甘肃发现一个老太太唱的民歌“花儿”极其珍贵。他想把歌录制下来，但没有录像机。于是即刻启程回北京，设法寻找摄像机。几个月后，录像机到手了。赶到甘肃时，只见到老太太的女儿。女儿说老太太上个月离世了。这样遗憾的故事，在冯骥才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数不胜数。在一个一切讲求效率的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速度往往赶不上消逝的速度。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在经历了消逝之后，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发布，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从2006年起设立中国的“文化遗产日”。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通过。这部法规的颁布，不仅对现已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也为加强民间认知提供了国家层面的观念和意见。现在，普通百姓已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存在状态，保护意识得到了强化和提升。
曾经有人质疑冯骥才，凭一己之力能救得了中国的文化遗产吗？这不是精卫填海吗？
冯骥才回答：个人怎么能救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卫填不了海，但精卫是一种精神。
在2018年岁末，阅读《漩涡里》一书，让我看到了“冯大个子”跨越数个领域，风尘仆仆的背影，也让我看到了国家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切实成果。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说的就是像冯骥才一样的人。他们从书斋里走上街头，将自己置于时代的激流中，以如此投入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历史的敬意与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