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卷本《陈其泰史学萃编》（以下简称《萃编》）日前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萃编》荟萃了陈其泰教授三十余年来的重要学术论文和其他研究结晶，它在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路径、中国历史学编纂的基本特征诸多方面都提出了值得学界重视的、富有创建的学术观点，尤其是在发掘和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的宝贵历史遗产、开拓“春秋公羊学”和“历史编纂学”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对近现代著名史家的成就梳理和研究，以及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在《萃编》广袤的学术视野中，我以为有三个方面显示了陈其泰教授的学术风格。
首先，创新精神贯穿了陈其泰学术研究的始终。例如，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中，他提出“从文化视角研究历史”的新观点，指出由于历史学与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和社会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研究史学史要重视文化学以及其他学科，史学史研究者应当跳出单科性研究的局限，将“史学”与“文化”作互动考察。由此延展，我们探究和评价一部优秀的史著，应当与它所产生的时代之社会生活、民族心理、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等结合起来，从而更恰当地揭示出这部优秀史著的思想价值，捉住书中跳动的时代脉搏。我完全赞同作者提出的这一思路。一个时代必定有一个时代的历史学，每个时代历史学的发展也总是与这个时代的生存状态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从本质上说，历史学是一门关注着人类命运的学问，而人类命运的精神依托就是人文情怀，它包括了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对人的尊严的追求。因此，陈其泰阐述并实践的这一学术理路，对于丰富我们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具有积极和重要的学术意义。
其次，深刻的问题意识是陈其泰学术研究的另一个特色。学术事业的发展是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展开和推进的，离开了问题意识，学术研究就会停滞，更不可能走向深入。问题意识既是对我们所研究的历史对象的发问，也是对我们研究自身的发问。在“春秋公羊学”和“历史编纂学”两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陈其泰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发问，显示出其研究的鲜明的学术特色。《公羊传》是儒家重要经典，其特点是通过“微言大义”表达它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因此如何把握其思想实质，言人人殊，是一个颇具学术难度的话题。陈其泰不仅对公羊学说作了系统梳理，揭示了从《公羊传》发端，至董仲舒、何休演绎、发展，形成一套主张“大一统”和变易、改制学说体系的历史脉络，并且从中提炼出公羊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三个特点，由此阐明公羊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代思想家鼓吹“进化”和变革的思想源泉。在《萃编》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比如如何对“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和特点进行更为合理的定位，“编纂思想”何以成为推进研究的关键环节，中国古代史学著述如何通过不同体裁反映史家考察和再现客观历史的多维视角，以及历史编纂与时俱进，传统历史编纂学精华具有怎样的当代价值等，并就此作了深入的论述。
最后，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是陈其泰学术研究的鲜明特色。历史研究工作常以“专”“精”“深”作为自身的学术追求，似乎还可以说，对历史现象的通贯性和联系性的把握，即“长”度和“宽”度同样也是历史研究工作的一项目标。在《萃编》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正是将通贯性与联系性贯穿于研究之中，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跨时代的比较性研究，并提出了启人思考的观点。例如，尽管章学诚曾自评《文史通义》说，他的著作与刘知幾的《史通》“截然两途，不相如也”，但陈其泰指出，刘、章都重视总结史学严谨的经验与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著史实践的发展；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因此，章学诚所言他与刘知幾“史意”与“史法”“一家著述”与“馆局纂修”之别，只是表面上的差异，就本质而言，《史通》与《文史通义》都具有重视历史体裁创新、重视理论总结并以之指导史学实践的共同性。
学术事业不仅薪火相承，学术事业也继往开来，在这两个方面，《萃编》展现出其成功的学术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