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柬之，唐代襄阳人，在狄仁杰的大力举荐下，名垂史册。《新唐书》称其功劳，不亚于汉代陈平、周勃。
张柬之沉稳有谋，果断敢行，政治家、史学家令狐德棻也对他青眼有加，“异其才，而以王佐期之”。公元689年，他参加朝廷贤良征试，在对答策问的一千余人中名列第一，先后出任合州、蜀州刺史、荆州府长史等职。
狄仁杰的举贤让张柬之身价倍增。在武则天向他征询宰相之才时，他赞张柬之“卓荦奇才”。武则天擢其为洛州司马。过段时间，武则天又问贤，狄仁杰坚持不懈，“前荐柬之，尚未用也。”不久，朝廷再次提拔张柬之为秋官侍郎，即刑部副部长。
狄仁杰荐人，不唯年龄，他看重的是有功于国家。张柬之比他大5岁，而姚崇比他小21岁。公元698年10月，年仅47岁的姚崇在狄仁杰的推荐下继任宰相，后来同样力荐张柬之。张柬之很快被授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晋升凤阁侍郎，成为当朝宰相。姚崇在拜相后，提出“实行仁政，废除严刑峻法”等十条政治主张，革故鼎新，兴利除弊，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狄仁杰荐人，不唯功过，他看重的是其过人本领。李楷固、骆务整是契丹将领，兵败降唐后，因其二人曾数次力挫唐军，论罪依法当处以极刑。狄仁杰却认为二人骁勇绝伦，力请恕其死罪，抚以恩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后来此二人扫平契丹余党，在含枢殿行献俘之礼。武则天大宴群臣，席间亲自向狄仁杰举杯劝酒，将此归功于他，他却婉言谢绝。多年后，安史之乱差点断送大唐命脉，平定安史之乱的，其中一位就是李楷固的外孙，与他一样善战的“战功推为中兴第一”的名将李光弼。
狄仁杰鼎力举贤，与他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他少年得志，初入官场，到汴州担任判佐，受人诬告，工部尚书、同时也是大画家的阎立本黜陟河南，受理此事查明情况后，惊谢曰：“仲尼云：‘观过，斯知仁矣。’”他将狄仁杰称之为“海曲明珠，东南遗宝”，向朝廷特荐，从一个小吏提拔为七品官员——并州都督府法曹。在这个位置上，狄仁杰一干就是17年，其品德、能力、业绩得到上司都督长史蔺仁基的充分认可，蔺长史夸其“北斗以南，狄公一人”。
后狄仁杰升任大理寺丞，第一年全部清理积案，涉案人员达1.7万多人，无一喊冤，当时的尚书左仆射刘仁轨给狄仁杰的考核批了一个极为罕见的“上下”。（唐代官员年度考核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一般非常出色也只是“中上”）。再后来，重臣娄师德与狄仁杰共事后，私下上表十余通向朝廷倾心力荐，狄仁杰得知后大为惭愧，“吾不意为娄公所涵。而娄公未尝有矜色。”因为才能卓著，所以多得荐举，而这些举荐者，与他无亲无故，非朋非党，所重者，不过是他的品德才能。狄仁杰履职高位后以此对待后来者，既是传承，也是更高层次上的回报。
见贤不举，即为蔽贤；蔽贤之举，即为渎职。史上因此受到责罚的不乏其人。建元元年，汉武帝诏令诸列侯、郡守、两千石的高级官吏每年向朝廷荐举两名贤士，但元朔元年，还有些郡守终年不荐一人，结果，“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到了唐代，这一条甚至被写进法律，《唐律·职制律》规定，“才堪利用，蔽而不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由此可见，人才之脱颖而出，是一个双向过程，如伯乐相马，这是千里马的机遇，也是伯乐的使命。
举荐并非易事。举，擎也。狄仁杰先后举荐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及姚崇等数十位干练的官员，后来都成为唐朝中兴之臣。“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深得朝廷信任，原因诚如其言，“举贤为国，非为私也。”
事实上，狄仁杰毕生为国，其私早已丢在一边。进一步说，即便有私，这私也早已化为公，深谋远虑，为国分忧，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则是为公不为私，为国不为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