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与平原、江河等地理区域一样，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家园，自会形成独具魅力的草原文化精神；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有机构成之一的北方草原文学就形象而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点。
古代草原文学肇始于先秦，《诗经》中的个别篇章虽然民族、草原特色不著，但北方草原文化的粗犷、豪壮风韵已卓然独树，使先秦诗歌于温柔敦厚、摇曳多情之外又多了一种阳刚壮美和人与自然共生之色。汉魏六朝，《匈奴歌》首次以民族诗歌的身份亮相于文学园地，悲而不抑、败而不弃，充分体现了草原民族的深厚情怀和人文精神；细君公主的《悲愁歌》等所蕴藏的写实之美与悲抑之情为汉代诗歌另辟新途，显示了文化冲突、异域习俗带给人的严峻思考；而此时草原文学的扛鼎之作当属描绘草原壮美景观和文化精神的《敕勒歌》，它以大开大合之笔绘制北方草原的壮美广远，传递出浑然天成的自然、人文之美；又有《木兰辞》的奇异亮响，将民族文化交融之美挥洒得浪漫而多彩；而南朝虞羲和北朝鲍照等人的咏叹则以神奇想象与人生履践的诗意为北方草原传神写照，直接启迪了唐人对北方草原的纵情歌咏。唐人对北方草原的倾心突出体现为边塞性质的诗作，可以说是北方草原使唐人插上了豪壮雄奇的翅膀，使唐人在山水之外发现了令人血脉贲张、心旌摇荡的草原之美，从而使中国古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流播着神奇异样和雄浑飞动之美的新时代。宋、辽、西夏、金、元，草原文学体现出独立性、自觉性、多元融合等特征。以范成大、洪皓等人为代表的出使辽、金的宋代文人，以满腹神州陆沉之悲和不得已而仰人鼻息之叹创作了诸多在古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的使节诗文；西夏党项民族的诗歌以《诸国帝王怎伦比》等作品为主，体现出西北民族沉积久远的壮远豪雄品格。《蒙古秘史》是元代草原文学的重要代表，是对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摹写。明清时期的草原文学愈加丰盈，举凡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成为草原文学的有机题材；同时，对于东北、西北草原生活的多般描写和北方草原民族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有力探索，使古代北方草原文学响亮终结。
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的发展由涓涓细流逐步汇成汪洋之势的过程中，草原文化精神无疑是其不断表现和深化的中心。草原文化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以个体奋斗为主要内容的进取性文化。北方冰山高耸、草原纵横、大漠连绵、戈壁林立、黄土漫漫，既遥远而神秘，又古朴而苍凉，既充满了醇厚而质朴的色调，又显示着新奇而刺激的魅力，既有悠远牧歌的深远、悠长，又有严酷杀伐的沧桑、厚重，从而导致了草原民族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殊认识。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直接、密切，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突出，因而对自然的亲近之感、迫近之念、忧虑之深更为突出、深挚；它不似江南山水对人的细腻轻抚，更不像士子优游于小桥流水，流溢着别致而精微的艺术感触，而是将民族生存与自然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把对草原的关切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绾结起来，发出了“草原不在、民族何存”的呐喊，汉代流传的《匈奴歌》就是其中代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架构起初步的生态美学桥梁。蒙古民族第一部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当中就显现着极为浓郁的生态观念，一是人的生存对自然的依赖，像成吉思汗的母亲柯额伦靠自然恩赐抚养孩子长大的过程；二是强调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比如分类放牧和草场保护。由于生存环境的严酷、险恶，千变万化，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存观念异常鲜明。
由于草原民族生存具有“动态”和“变化”的特点，所以人的适应能力和冲破自然环境束缚的能力就分外突出，强调人在强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面前的力量、智慧、意志力，从而形成一种对英雄的崇拜观念。这是一种借助于战争、掠夺以拥有更多斩获之物为标志的力量，是人本身力量的强大、意志的坚定、智慧的超群、能力的出众，是全然建立在对抗基础上的强大。活跃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冒顿单于和《蒙古秘史》中的札木合就是鲜活的例证，只不过后者还显现着强烈的崇信重义之美。
北方草原多地处边陲，因而在地域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特征，一则较少受人为力量的侵扰、干涉，二则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又不得不产生与外界文化交融的必然与可能，于是草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出新的文化，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动机和活力就较农业文化更主动、更积极。这在元代西域文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草原民族生成了一种独特的多维度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一种强烈的在依守自然基础上的对自然的追逐占有意识，其次是一种对人类社会的进取征服的精神，这一方面源于本身物质生产资料的缺乏，另一方面又是生产方式的游牧特性所致。游牧本身就是草原民族天下观念的宇宙意识所致，即有水草的地方就是游牧所在之处。《敕勒川》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而引发了中国古代史上经常发生的游牧民族政权对农业政权的掠夺性战争，其手段的直接、凌厉体现出一种强有力的征服特征。最后是突出的文化融会、共生，金、元的文化特征和文学追求就是充分的体现。
由于草原自然环境的险峻、生存的艰难，致使草原文化的忧患意识中更多了一种实践意识和冒险精神。忧患意识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成长、成熟的标志，就农业社会而言，忧患意识往往侧重于对深厚精神苦闷的自我消解、自我提升；自我肯定、自我壮大是农业社会忧患意识的主体内容。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现实境遇愈是艰难，精神世界愈是通达深幽。草原文化景观下的忧患意识，虽然也是在生存困扰下的一种自我拯救、自我飞扬，也充满了焦虑、深痛之感，但并不专力于自我精神领域的别有洞天，特别是上升到哲理探求的境界，而是将原始初民时期产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加以发展，剔除了其中包含着的精神层面的穷力追逐，尤其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天”“人”之间的内在关联，专注于外在世界、生存环境对人的生存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催生个体抗拒灾难和挫折的行为力量。当个体身处于自然和社会的挤压之时，他并非逆来顺受，自怨自艾；或者是在自我精神世界中营造一块属于自我的美好园地，而是勇于冲破一切既成政治体制、社会习俗的辖制，以个体的勇敢、智慧、意志重新建立人生存在的理想格局，使富于实践性和冒险性的英雄主义色彩愈发亮丽、夺目。蒙古民族的英雄群体成长就是典型的例证。
草原文化对生存环境的感知度、认知度往往更为敏感、直接，那直抒胸臆产生的悠远回响冲淡了忧患意识的哀怨之色，代之而来的却是努力淡化环境险恶、生存艰难所喷发出的浪漫精神和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