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记载三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作者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人。晋灭蜀汉后，陈寿归晋。太康元年（280年），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料，并参考当时已经写成的一些史书，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撰成《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完整展现了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至公元280年西晋灭吴近百年的丰富历史图景。
《三国志》继承《史记》《汉书》而作，成书远在《后汉书》之前，《晋书·陈寿传》将其史学成就与司马迁、班固并提，赞曰：“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辞于东观。自斯以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陈寿打破旧的史学传统，融合纪传、国别、断代三体，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书体例，以国别分述各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三国志》没有志、表，只有纪、传，以三国人物的个人叙事为中心，采取以人系事的方法，记录时人时事。作者十分重视对人物的评价，在每篇末尾都有一段人物总评，品藻典雅，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三国志》文字简洁、语言质朴、叙事得体，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赞其“文质辨洽”，许多成语如“刮目相待”“求田问舍”“顾名思义”“忍辱负重”“言笑自若”诸语，当今使用率还非常高，这些都首见于《三国志》。
南朝时期，宋文帝下诏命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补注。裴松之广泛采集魏晋史料，为其做了大量注释。裴松之注并非传统的名物训诂，而是将重点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角度对其进行补注，极大地丰富了相关史实，也开辟了新的史书注释体例，与原书共同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后人将裴注与《三国志》并行流传于后世。从篇幅上看，裴注与陈寿原书大致相当，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达二百余种，许多文献也因此赖以留存，因此裴注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另外，由于裴注所引并非全是史实，而是引用了大量魏晋杂传，使得三国历史更富有故事性。这条巨大而稳定的散体叙事河流，在深层次不断影响着文学的走向，成为后世三国题材的叙事作品繁盛的重要原因。
三国历史故事对后世影响深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开封的社会生活，提到“霍四究，说《三分》”，记载的就是当时说话艺人讲述三国历史故事的场景。宋元时期，三国历史借助戏剧形式，在民间广为传播，如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曹刘煮酒论英雄、诸葛亮空城计、关云长千里独行等，已经家喻户晓。元代至治年间刊刻《三国志平话》，将三国人物与事件统一到一起，成为《三国演义》的雏形；元末明初，罗贯中将前代史著、民间传说、戏剧话本等精心编排，结合个人观念，作出了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成为之后三国故事流传最为重要的载体。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三国志》历来享有良史的美名，是不容忽视的一部重要史学著作。习近平总书记还说：“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三国志》在当时就被称赞“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有着很高的地位；“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北朝杰出诗人庾信这句诗，用以诠释我们当今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态度，也非常确当——我们正是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