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语出宋代苏轼所著《范增论》中的“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而其意则远绍《荀子·劝学》“肉腐出虫，鱼枯生蠹”的论断。按字面意思，荀子之论是说鱼馁肉败，就会生蛆虫，苏轼广其意，推论凡物必先朽腐，尔后方有蠹虫滋生。语中“物腐—虫生”的物象关联不仅揭示了“物类之起，必有所始”的因果之链，而且还隐含了许多深刻的哲理。
首先是“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的求诸己。物先腐而后虫生，意味着事物的毁灭往往酿生于自身，物自败，尔后生机失，物不腐，虫何生？事物兴衰存亡，内因是决定性因素。由此推及人事，古代哲人尤其强调求仁在己，祸福在我。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些都强调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如果放弃了这种主宰，就是“自侮”，必然导向“自毁”，意味着“不可活”的自取灭亡。故中国古代哲学坚决拒绝“自暴自弃”，“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而大力倡导“万物皆备于我”的“强恕而行”，即不断自我省视、自我激励与自我进取的自我造命，“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类“人能弘道”的主体精神，正是宣扬事当由己时的功外加功，宣扬不自侮而自强，从而永葆生生不息之生机。
其次是修身固本的道德修持。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凡有生气者，皆有其生生之机，一旦失其根本，则生机阻断，覆毁朽烂而虫生；人作为万物之灵，“德者本也”，有德，则人性充实而辉耀，所谓“德润身，富润屋”，有德之润，使“身”健硕而有活力，更使生命呈现蓬勃向上、止于至善的盎然生机。相反，如果人无德，则立身无基，进退取予失据，悖逆横暴无所不作，必然是“邪秽在身，怨之所构”，进而“怠慢忘身，祸灾乃作”，是所谓“自侮而人侮之”，陷入物先腐而虫生的自毁之路。有鉴于此，古代先哲特别强调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修身在于“养心”，在于以“天理”“良知”来规训、指引人的欲望，在于日常生活中真正正心诚意的“为仁由己”，并由此来充溢人的固有“四端”之心，达致纯乎良知之域、道德完善之境，使人大本坚固，身润而神强，从而防止、杜绝“邪秽在身”的朽败。
最后是“君子慎其所立”的忧患意识。荀子在揭示“肉腐出虫，鱼枯生蠹”的物象时，曾深刻辨明“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即事物的发展自有其渐进的过程和内在的必然逻辑，人事也不能例外，善因结善果，恶行酿祸灾，所以荀子强调“慎所立”。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注重的忧患精神：“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这种忧患并非杞人忧天的悲观怠惰，而是前瞻致远的“远虑”，是居安思危的警觉，是防患于未然的警惕，“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慎独是忧患精神生动的道德实践，它突出的不仅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的高度自持，更是“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的极度自警，从而在“物类之起，必有所始”处即预为之备，以根绝“怠慢忘身”，使大德生生，畅流不息，君子自强不已，自无堕落、覆灭之患。
概言之，“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论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引用这句话，其后又多次引用，体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治国安邦的政治情怀，以及谋之深远与长远的战略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