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HHS）和农业部（USDA）发布《2015-2020年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已过去3周，该指南从开始就遭到了很多人的严厉批评。
批评者包括美国公共利益科学中心和哈佛和耶鲁的一些专家，他们告诉各大媒体（包括WebMD），该指南被简化了，而且受到了政治和行业的影响。其他人则更加谨慎：美国医学会仍然保持相对中立，而美国营养与饮食学会则开始支持该指南。
既然现已尘埃落定，Medscape Medical News想知道，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后，其他专家现在对该指南的看法。记者整理后发现，他们认为该指南对临床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仍存在一些分歧意见。
指南最大的争议是其证据质量以及他们摒弃认为“不健康”的特殊食品。此外，另一项指控是，指南忽视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膳食指南咨询委员会（DGAC）回顾了科学证据，并且于去年2月份向DHHS和USDA提交了一份报告，专门提及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这项报告中，DGAC也明确提出了以减少各种含糖饮料和瘦肉与加工肉为目标。但是特定的一些食品被指南排除在外。
为了公平起见，只要整体膳食结构仍在盐、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推荐范围内，指南应该推荐总体上摄入少量肉类，并且选择瘦肉，但是这也包括红肉和加工肉类。
此外，指南第1章节详细阐述了减少添加糖的策略，并且推荐“选择无糖饮料，例如水代替含糖饮料，减少含糖饮料的饮用比例，较少摄入这些饮料和选择含糖量低的饮料”。
但是很多专家依旧认为，该指南不够严格，错失了疾病预防的机会，并且他们暗示企业起着重要的作用。
DGAC推荐“简化”，并且忽视可持续发展
耶鲁大学教授David L Katz博士（同时也是MPH）在社会媒体发布会上特别批评道，该指南是“国家的尴尬”，而且在《Huffington Post》的社论中说“该指南是在平衡公众健康和企业利益”。Katz博士宣称，该指南是“美国食品政策指南”，而不是膳食指南，并且发起了一个网上请愿活动来尝试改变这个游戏。
另一位大人物Walter Willett博士（Harvard T.H.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MPH, DPH）同意此观点，他在一个网上社论中写道，“很显然该指南具有牧畜者协会（Cattleman's Association）的印迹和软饮料（Big Soda）的痕迹。他们不能代表现有的最佳科学证据，而且损害了美国公众的利益。”
Walter Willett博士补充道，DGAC的报告“明确阐述了红肉和加工肉以及含糖饮料的不良健康作用，而且USDA也参与了审查和概念的模糊。”
Richard Wender博士（美国癌症学会首席癌症控制官）在指南发布时说道，“通过删去一些特定的膳食推荐，例如摄入较少的红肉和加工肉，该指南失去了一个关键而且重要的机会来减少癌症所致的痛苦和死亡。”
2015年DGAC的一个成员Frank B Hu博士（也来自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说道，DGAC做出的重要推荐——例如关于红肉和加工肉以及含糖饮料的推荐——与DGAC首次报告相比，已经被“简化了”。
博士也强调道——在网上问答部分——关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DGAC报告的一个“大标题”，因来自议会和肉类企业的政治压力，在USDA发布的美国居民膳食指南中“不幸”被删除了。
《Medscape Medical News》采访了Pamela A Koch教育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会），他发自内心地说道，“我认为，该膳食指南的撰写方式不明确。我希望他们能够更加具体地指出哪些食物不能摄入。”根据Koch博士的说法，指南决定删去可持续发展肯定是政策导向的。
维护指南……
另一方面，DGAC的副主席Alice H Lichtenstein（理学博士，Tuft’s大学营养科学和政策教授）说道，她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谈论该指南不够严格。
她反击道，“我想知道一些批评者是否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是否每一个人都阅读过完整的文件，该指南几乎所有地方都很细致。”而且，它明确说道，“减少含添加糖的食品和饮料。”
而且，根据Lichtenstein博士的说法，微调和批评的小细节并不是“主要问题”。她强调，“主要问题是承认它是全部的膳食指南。”
“对于一个从一个公共健康角度出发的膳食指南，而且目标人群因慢性疾病风险、年龄和体重而如此多样化，指南最重要的是要适用于大众，而不是对于全部人群处理具体情况时（尤其是关于食物的个体化选择）都比较适用的临床指南。”
但是，证据在哪里？
Keith Ayoob教育博士（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对Medscape医学新闻说道，“与指南对人群研究（确实仅显示相关性，绝对不应受到原因和结果的混淆）的过分依赖相比，它是否受到政策的影响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真正的问题是缺乏营养研究方面高质量的随机对照研究。该观点是克利夫兰诊所Steve Nissen博士在2016年1月19日在线发表的社论中提出的（Ann Intern Med. 2016; DOI:10.7326/M16-0035）。
“该报告根据观察性研究和替代终点重复做出了推荐，因此不能区别是基于专家共识的推荐，还是基于高质量RCTs的推荐。”
Nissen博士称，“不幸的是，目前和既往的美国膳食指南代表了一个近乎无证据的领域。”对于研究质量的批评也仅是在去年DGAC向DHHS和USDA发布它的报告时才开始。
2015年6月9日《Mayo Clinic Proceeding》发表的一篇“论著”，在网上得到了广泛评论，并且说道，“DGAC使用的主要科学信息源，来自根据存储的食品召回而进行的“根源上具有缺陷”的研究。他们声称，这类研究是“伪科学”而且“科学上不能接受”。国家指南不应基于来自这些研究的数据。
健康研究者Brenda Davy博士（Virginia Tech in Blacksburg）在《Mayo Clinic Proceeding》同一期的社论中反击道，自我报告的膳食和体力活动的局限性很好被识别和承认，而且通过使用不同的数据源，作用可以被抵消。
关注大局：对于公众的建议是什么？
根据Lichtenstein博士的说法，关注最终目标最为重要。她说道，“为了重新获得公众的一些信任，并且鼓励不断转变为更健康的膳食模式，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着眼于大局，而不是寻找损害DGAC的方法。”
因此，对于健康提供者，这意味着什么呢？
Ayoob博士告诉《Medscape Medical News》，“你必须认可什么是临床需要的，这是指南，不是处方。把他们当作个体化的处方使用是一种误导。”
Lichtenstein博士称，最重要的是提供变化时的临床推荐。例如，如果某人摄入太多加工肉，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工作的地方选择太少。提高他们膳食质量的建议就会包括，从家里带午餐或从其他没有加工肉的地方买午餐。
转变为营养丰富的食物，按需调整
总之，指南强调的是整体的膳食模式而不是个体化的成分如食物类别和营养成分。他们推荐转变为总的膳食模式即“营养丰富的食物”，而且根据个人和文化的偏好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