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着是人们展示自己的第一品牌。多数情况下，一个人穿什么式样的衣服与衣服的质地、品牌及色彩搭配，都是他或她职业、收入与品位的潜在表述。然而从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这差不多三十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穿衣标准仅限于中山装、建设服，还有军便服和工作服，服装颜色也是以蓝、灰、黑以及军绿色为主。夏天是白衬衫加蓝裤子，连穿裙子的女性都不多见。
之所以在穿着方面如此单一，除了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有
着直接关系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轻纺产品匮乏，市场供应紧张，人们购买成衣或布料都需要布票。
布票诞生于 1954 年，消失在改革开放的 1983 年冬。曾经主宰过老百姓三十年的穿衣大事。这不起眼的方寸票据全国没有统一式样，一般为长方形，为 2.3cm × 5.2cm 的票幅。面额分一寸、五寸、一市尺、五市尺、十市尺不等。发放布票时一律以该年 11 月底的正式户口人数为准，每人每年棉布定量 14.5 市尺、棉花 5 市两。这样的供应量，还包括被褥用布，确实很难保证每人每年可以添置一件衣服。再加上布的供应品种很单调，无非是卡叽布、华达呢、灯芯绒、漂白布等等，一般人也就有几件换季穿的衣服，谈不到什么时尚不时尚了。
当然，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时尚。那时候，一件哔叽料的制服，绝对属于奢侈品，价钱能抵得上一辆自行车。穿一身旧军装，或者是一套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也曾是一种服装时尚，这又包含着些许苦中作乐的成分。而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困难条件下，改衣服和在旧衣裤上缝补丁是许多女人的功课。等衣服实在不能穿了，那些零碎的布片也会成为做鞋的材料。
除了布票，还有一种票券与穿着有关，那就是工业券。许多在那个时期参加工作的人都还记得，工业券是随工资发放的，如果攒足了钱去买皮鞋，没有工业券是不行的。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轻纺工业的发展和乡镇制衣制鞋工业的出现，市场上的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的供应数量迅速增多，产品种类也不断丰富，进而导致布票成为最先被废除的票证。与此同时，因为电视广告的出现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再加上个体经营户的合法化，大批“倒爷”从广州等边贸城市贩运而来的特色服装，也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服装选择。大陆人穿牛仔裤的历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中国人的穿着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场变化以为西服正名为开始，以建国后第一批时装模特为标志，以男人装、女人装、中老年服装和童装的市场细分为内容，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穿衣戴帽的状况以及人们对服装的认识。
如果说，西服在建国初期还仅仅被看作西式服装的话，那么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这种西方人发明的服装样式，在文革期间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某种象征。文革期间，就连穿一件花格衬衫的男人也会被红卫兵羞辱一番，所谓的西服革履干脆就在中国大陆完全绝迹了。改革开放后，被解放的思想也解救了西服。从饭店业开始，继而又在企事业单位流行。特别是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公开倡导穿西服后，农村里的乡镇干部和年轻人也成为西装一族。
尽管那时的西服用料和做工不能与今天的西服同日而语，但它冲破了极左思想对人们穿衣打扮的束缚，改变了中国男人过去那种近乎于绝对化的着装状况，其历史意义非同一般。
同样，尽管在今天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时装表演有点不伦不类，但却启动了中国时装业的闸门，具有革命的意味。
中国服装市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以年龄、职业、档次的细分，也是中国人衣着向品牌化、高档化、时尚化和个性化演变的开始。到了本世纪后，人们对衣着消费的品牌、质量意识增强，注重突出高档化、时尚化和个性化的特征。年轻人注重服装的新潮、时髦、体现个性化，中年人注重服装的质地款式及舒适度，高薪阶层更是青睐服装的品牌与档次，而世界顶级服装也已成为富裕阶层的寻常穿着。
即使在广大农村地区，服装也早已从遮体御寒的生活必需品升级，也开始对穿戴讲究起来。农村人自制衣服的已不多见，基本上都是购买成衣，这不仅是消费观念的改变，也体现了对服装样式和做工用料的讲究。牛仔裤、运动鞋，这已经不再是种田人的怪异打扮了。
从布票年代的“一衣多季”到取消布票后的“一季多衣”，中国人在衣着上的变化速度，令西方媒体时而发出惊叹。现在，在国内各大城市，由人们越来越个性化的穿着而构成的街景，已经与国际大都市几无差别。中国大陆的服装季节也已经与世界同步。即使是世界最新推出的服装，都少不了在第一时间购买的中国消费者。
折叠食：从定量到营养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对食品的重视恐怕是世界第一，这与我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战事频繁、灾难多发有着很大关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吃饭问题是首要问题。而伴随着人为的运动和自然灾害，粮食紧张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里一直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粮票一直在城镇居民生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我国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就是粮票，起端是在 1955 年。之后才有食用油票、肉票、鸡蛋票、食糖票以及副食品供应本的出现。
1955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 9 个等级的供应标准。成年人粮食定量
每月平均 30 市斤左右，基本上是以体力劳动者略高于脑力劳动者、男性略高于女性、婴幼儿按年龄增长递增直至成年定量标准为原则，每月由粮食部门派人员到街道居委会分发，各户居民凭与常住户口相符合的粮食供应本领取。领票面额分一市两、二市两、半市斤、一市斤、五市斤、十市斤不等。除全国粮票和军用粮票外，各地粮票的式样各有不同。
比粮票略早一点实行定量供应的是食用油。随粮票之后实行计划供应的是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食用碱等副食品。鲜牛奶仅特供给婴儿、老人和需要医院出具证明的病人，其他人基本上无缘享用。逢年过节时，政府部门会以每户或每人的标准增加一些诸如香油、鱼类的供应，并提供一些烟酒及瓜子花生之类的节日食品，这也是家庭食品最丰富的时候。另外，遇到季节变化，如夏季高温期间，也会增加一些诸如绿豆之类的杂粮。
在现在人看来，每人每月 30 市斤的粮食标准应该吃不完，殊不知，那时每人每月平均只有几两肉、几两油、几个鸡蛋，副食品严重不足，几乎人人都感觉吃不饱，家家都感到粮食紧张。那时规定，次月粮票可在上月 24 日开始使用，众多等米下锅的家庭都赶在这一天买粮食。这一天，也就成了粮店最忙的日子。
城镇尚且如此，农村的食品供应更是紧张。
农村实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后，人们的劳动热情受到抑制，生产力下降，粮食产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那时候倡导的“过黄河，跨长江”，分别指向的是亩产 500 斤和 800 斤的目标，这仅是今天我国粮食每亩产量的一少半。
粮食产量低，还要保证城镇居民供应和工业及军队用粮，留给农民自己的口粮少得可怜。正常年份，农村人口的全年人均口粮大约在 300 市斤左右。这还是带皮的粮食。按照 80% 的出粮率计算，那时农民每年仅能吃到 200 多斤粮食，平均每年不足一市斤。如果遇到自然灾害，这样的口粮标准也是奢望，农村人只能靠糠菜半年粮过日子，甚至外出逃荒要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被饿死的农村人口数字一直成为忌讳，但过来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却很难被岁月抹去。
中国粮食供应的转机也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合作制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日益现代化的种植方式也有效提高了粮食产量。由此，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几年时间内，中国的主要产粮区就实现了家家有余粮，户户不愁吃。同时，在粮食产品连续丰产的带动下，养殖业也发展迅速，城镇居民的食品供应也从紧张、单一转而呈现充足、丰富的局面。南方一些沿海城市率先取消了粮票供应制，而内地的一些城市虽然还有粮票流通，但随着粮食及各类食品的敞开供应，与粮油相关的票证已形同虚设。 1993 年，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随后，那些曾为城镇居民提供生存保障的小小纸片，成为收藏市场具有特殊意义的藏品。
粮票的退出也是中国人饮食结构变化的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食品市场供应丰富，人均主食消费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副食的比重却在日渐上升。居民在吃饱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人们的食品消费注重合理调整膳食结构，荤素搭配，粗细结合，注重食品的营养性、科学性、均衡性及多样化。
此外，人们在饮食方面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花在一日三餐上的时间也在进一步减少，各种成品、半成品、速冻食品、快餐消费倍受消费者青睐，在外用餐占食品支出的比重明显上升。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食品工业及餐饮业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相关企业顺应形势发展，适应居民消费变化，不断推陈出新，极大丰富了城乡居民的食品种类。尤其在健康理念的催动下，绿色食品和健康的饮食方式已成时尚。这些变化是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难以想象的。
现在，人们见面不再以“吃了吗”当问候语了。如果谈到吃，人们会相互推荐品牌食品、特色餐饮、健康食谱，即使这样，也还有不少人为如何品尝到新的口味而发愁呢！
折叠住：从简陋到舒适
私宅的概念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四十年里几乎成为过时的名词，过去的房产主一度被定为剥削阶级，而曾拥有私人住房的人家也都多少受到政治歧视。这自然是当时的政策导向使然。
建国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住房问题，主要是靠单位自建住房来解决的，谓之为福利分房。一般居民可以到当地房管部门提出住房申请，房价相当便宜，也具有很大的福利成分。在福利分房时代，“住房靠国家，分房靠等级”是一种普遍现象。一般而言，住房分配的对象以职工级别的高低、工龄的长短为先后次序，住房面积也跟级别、工龄和家庭人口关联。那时候，除了个别事业单位，企业职工住房总是因为僧多粥少而矛盾重重。当同一级别或同样工龄的人为严重供应不足的住房争执不下时，通常会用抓阄的方式来平衡。而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够享受一点福利，所分配的住房面积就被一再分割。有两家人合住一套住房的，有老少三代挤在一间房子里的。即使是这样，也还有职工一时半会儿分不到房子，等房结婚的年轻职工更是比比皆是。
福利分房的年代，城市住房以平房、大杂院、简易楼为主。当院生火做饭或几家合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的事情实属稀松平常。随着人口的增加，国家和单位统包的住房远远跟不上急速增长的住房需求，私搭乱建的现象难以控制，人们的居住条件更有恶化的趋势。
1980 年，邓小平提出中国房改的思路。
1998 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提出住房制度改革的一整套想法，房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人们在情愿和不情愿的心态下告别了福利分房，迎来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商品房。同时也在理解和不理解的状态下，开始感受到商品化住房的好处，并且开始享受逐步优化的住房条件。
随着住房改革的全面推进与房地产业的发展，住房使用面积和住宅式样均发生了质的飞跃。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居住的选择面更宽了，楼市上有高层公寓，有复式和越层结构住房，有花园小区，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犹如好马配好鞍的道理，有了宽敞明亮的住房，居室的装饰装修也随之越来越讲究起来。各色住房装修以人为本，又因人而异，一家一个风格，几年几种流行。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图的就是住得舒服，住得开心。
除了商品房，政府为了改善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还推出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补贴性住房。尽管目前此类住房的受益面积还相对狭小，开发管理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但相信经过政府部门的不断完善，普通百姓的居住要求会进一步得到满足。
至于广大农村地区，盖新房，造新屋，早已不是什么发愁的事。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各式小楼比比皆是，而且这些新房的配套设施也像城里人那样齐全。即使在相对落后的地区，要想找出一间过去常见的土坯房，也是一件难事。
折叠行：从体力到便捷
过去，城里人出行有三种选择：徒步、骑自行车、乘坐公交车。每天上下班，以骑车的人居多。
中国人对自行车的感情也许是最为特殊的。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辆自行车的价格一直保持在 150 元左右。这样的价位相当于城市职工平均三个多月的工资。由于收入低，人们除了支付生活必需品外，要想攒下能够买一辆自行车的钱，至少需要一两年时间。
就算是攒够了钱，也未必能买到。很多人都知道，当年的自行车也凭票供应。一年里一个单位分不到几张票，排队等候也要排上几年。
如此贵重和来之不易的自行车，自然要承担很重要的角色。那时候，自行车的用场很多，上下班，走亲访友，买粮食换煤气罐，都有自行车的功劳。在有些交通不发达的地方，自行车也像现在的摩的一样使用。乘车人跟骑车人谈好价格，坐上自行车的后衣架。骑车人就会将乘客送到目的地。这事一般都是偷偷摸摸干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干私活和私自做小买卖都是违法的。弄不好，骑车载客的人自行车被没收不说，严重的还得进监狱。
挤公交车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必修课。只要你需要乘坐公交车出行，就必须
学会挤车和忍受挨挤。车少人多，每辆公交车都是严重超员，有时人多得连车门都关不上，司机就把车开起来，再踩一脚刹车，这么一晃动，车里的人就挤得更瓷实了，车门也就关上了。
那时候，人们出远门更是麻烦。没有高速公路，一般公路状况也不怎么样，再加上长途汽车很少，铁路运力不足，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通常是人满为患。有人说，那时候天天都是春运。
中国人出行条件及出行方式的改变，大约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因为道路交通的硬件设施需要一个投资兴建的过程。
现在，中国人上下班的代步工具除公交车、地铁外，大部分自行车已换成摩托车或电动车。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轿车开始进入中国寻常百姓的家庭，到本世纪初已呈普及之势。此外，人们现在出行已不再局限于谋生，更增添了旅游休闲。人们出远门的方式也更多地选择飞机、城际快车等交通工具。当然，最方便的还是有车一族，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一家自驾车出去旅游，实在是平常又平常。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设施为人们提供了享受现代生活的条件，同时也给人带来些许现代交通制造的烦恼。
目前，绿色出行，也是时尚。这种时尚就在于，同是骑自行车或徒步行走，人们的心情与以前大不一样。
有关衣食住行的民间总结，说的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化，反映的却是新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证明的更是只有国富才能民强的道理。有资料显示， 1949 年，我国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为 140.5 亿元。国民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 25.94 元。改革开放的初期，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不过平均每年几千亿元。 1992 年，这一数字首次突破 1 万亿元，并且在 2003 年超过 5 万亿元。此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以每年 7000 亿元、 8000 亿元、 9000 亿元、 1 万亿元以上的数量稳步增长，到 2008 年已突破了 10 万亿元大关，达到 108488 亿元。
新中国送走苦难，改革潮带来富裕。抚今追昔，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背景下，中国商业实行的计划分配制度，为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发挥过重大作用。今天，当我们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时，不能忘记那段蹉跎岁月，更不能忘记那些为共和国的成长而节衣缩食的人们……
从衣食住行看新中国的变化，看到的不仅是物质。
理论上的商业定义很好理解。换句话说，既然商业是一种商品交易活动，那就离不开商品和购买力。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商业经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三个阶段，每一步变革都体现了商业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过程，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中国商业的历次变革，其实都是一个买得到或买不到东西、买得起或买不起以及买什么或不买什么的消费经历，而最能反映中国商业变革和百姓消费经历的事实，就是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变化。[1]
折叠编辑本段风俗习惯
一、衣
清末民初，大多数贫苦农民多穿短衫、大裆裤、大襟衣服。男戴毡帽，多系腰带。女多着盖脚长裙。男女衣料皆系土布，自染杂色。富足之户，男备长袍、马褂，妇女衣裙绣花边，佩手镯、耳环，足登木质高跟绣鞋。
民国时，贫苦农民与前变化不大，唯妇女去长裙，扎裹腿。仕客职员穿大衫，戴礼帽。面料讲究夏丝绸，冬裘皮，戴戒子、怀表。孩童穿裹肚。至民国二十年(1931)后，兴西装、中山服、旗袍、罗裙。面料多为夏布、阴丹士林、机制蓝布等，富室豪门，则多为呢绒、毕叽、绸缎。中学生、职员服式多着中山装，少数政界人士则着西装、革履，配眼镜、手杖。军政富商眷属，则穿短衫、罗裙，夏着短袖旗袍、长筒丝袜、绣花缎鞋或高跟皮鞋。
解放初，农民多穿对襟袄、大裆裤，用料仍为土布。干部、学生多着军干服、中山服、列宁服、八角帽、圆帽。后又兴起学生装、春秋服及长短大衣。面料多为土布、机布两种。
六七十年代，着装千人一面，多穿制服，以蓝色为多。青年农民穿着渐趋向职工。“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遍着军装、腰系皮带。1978年后，服式衣料及花色品种不断增多。裙则长裙、短裙、连衣裙、西装裙；裤则筒裤、喇叭裤、牛仔裤、健美裤；衫则西服衫、军干服衫、夹克衫、中山服衫，还有羊毛衫、毛线衣、卫生衣、风衣等。面料初为棉布、灯芯绒、凡立丁、涤确良，后发展到涤棉、尼龙、涤纶、呢绒毛料等化纤纺织品，衣着质地日趋精良。农村土布日渐消失，人们对衣着样式极为讲究，赶时潮者，多讲流行式、流行色，城乡遍兴多购成衣。尤其少年儿童穿着，新颖华丽。
二、食
县民食粮以麦为主，玉米副之，兼用豆、薯。上午、下午，日食两餐。惯于“清早米汤（玉米糁子稀饭），晌午面”，每餐必有馍，早晚还加食“喝的馍”（即吃馍喝开水）。山区素以秋杂粮（即玉米、豆子、洋芋）为主，多以糊汤（用玉米糁和洋芋块熬制而成）为常饭，又食糍粑（洋芋煮熟以木棰打成糊状调食），无馍者多见。县民逢年过节或接待来客，亦有吃改样饭的讲究。多见于水饺、纸卷、臊子面、麻食、瓤皮、煎饼及大米饭等。馍食有油饼、锅盔、麦面轱碌。县民喜食辣子，常以辣子代菜，以馍夹油泼辣子为乐事。平时多食生调萝卜、白菜心、蒜苔、葱丝。待客必配四碟菜。山塬区一般农家冬春常有腌酸菜的习俗，多用萝卜、莲花白、散心白菜腌制。
三、住
八十年代以前，县民屋舍多为土木结构。有上房、庭房、厦房、门房之分。常见三间一院，也有两间、间半为一院的。一院庄基，为三间者，宽9米，长20—30米不等。上房，有七檩、九檩之别，有用木板作天花板者，上可放杂物，又称楼房。厦房，俗叫厦子，多系三檩半坡式。县西南塬亦有少数掘土窑为屋者，光线、卫生较差，然冬暖夏凉。山区农民多住草房，散居于峪道山坡，不成村庄。亦有石板盖顶房和木架瓦房。
八十年代，砖木结构和砖混结构的平房、楼房大量出现，楼房多见三间两层。沿渭河乡村民宅多抬高庄基建避水楼台。有些行政村统一规划、统一建筑，由集体和个人共同投资，建设新型村庄，居住条件更为改善，杏林李庄即如此。山区草房亦少见，多为瓦房，楼房也有出现。
四、行
旧时外出，一般步行，亦有乘大车、轿车，骑牲口，坐轿者。民国时，城镇出现洋车（人力车）。解放后，自行车渐多，为城乡主要外行工具。至八十年代，县民家有自行车者十之八九，轻骑、摩托、机动三轮车（俗称蹦蹦车）、各种汽车等，已成为外出的主要工具。县、人远行，喜认“乡党”（即同乡），讲究“同路不舍伴”。八十年代前，出远门多带馍为干粮。旧时，妇女绝少远行，有“再瞎的男人走州县，再好的女人锅台转”之谣。妇女上会，看热闹，多结伴而行。县人出门问路，必先礼貌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