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大姐调往山西已经十多年,其间只返回湖南一次,之后再也没有见到她。与同事们闲聊时,话题总是常常提起丁大姐,缘在她留给同事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与丁大姐认识是由车间技术室调到科室后,搭帮丁大姐的热心指导,才逐步适应办公室工作。丁大姐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特能讲她家的琐碎事儿。在那个年代,每天下午一上班有个“雷打不动”的一小时政治学习,除了上面有特别安排外,每次都是轮流读报纸,读完报后剩下时间就随便聊天。大家都喜欢听她“忆苦思甜”。
她的大女儿现在的名字是“周蓝”,当初去派出所上户口时,填的名字是“周难”,派出所所长硬是要她改名字,不改就不准上户口。原来她那女儿出生在一九六0年,正是生活非常困难时期。那时买什么都得凭本本按计划供应,上不了户口,就意味着小孩子是个“黑人”,什么供应都没有。派出所有权,让你改名字你不改,这不是自讨苦吃麽?丁大姐也犟得很,就是不改,理由就是孩子取名“周难”错在哪里?孩子就是叫阿猫、阿狗,你派出所也管不着!
硬是僵了好几个月,最后还是工会出面,做她爱人老周的思想工作(呵呵,老周是科内知名的惧内人士,老周当然得听LP的),这回老周硬着头皮做了一回主,跟着工会主席去派出所把孩子的户口上了。孩子的名字才由“难”改为“蓝”,发音还是一样。那时衣服时新“工人蓝”、“学生蓝” ,到处都是清一色的蓝,讲究艰苦朴素嘛,衣服蓝蓝蓝,生活难难难 。
丁大姐自幼丧父,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竟然被顶了丈夫的“地主”帽子,在北京被街道监督劳动改造,弟弟在北京上学,丁大姐得抚养母亲和弟弟,每月开支入不敷出,就得向工会借互助费,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借互助费得经过支会主席批准,支会主席就是不同意借,理由是要丁大姐与老母亲划清界限,气得丁大姐对支会主席大声说道:“干脆你派人去北京,把我这个地主老母亲弄死算了!”,科里一听到丁大姐大声嚷起来,都围过来看个究竟,这个支会主席一看形势不妙,会引起公愤,才乖乖的签了同意借15元互助费。在那个年代,敢于顶撞这个党的化身的支会主席极少,唯有丁大姐不信邪!
别人告诉我丁大姐擅长画广告画,引起我的好奇,一次读报后问了她,丁大姐怪不好意思的说:“那是大跃进年代瞎胡闹的事,什么亩产万斤啦,花生长得比土豆还要大啦 ”噢,那时丁大姐负责宣传写黑板报的,上面布置任务下来得紧跟形势,大跃进时吹牛不犯法,谁不吹谁就没有紧跟,谁就是右倾。丁大姐怪罪我借这档事笑话她,其实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解释清楚了,大家哈哈一笑了之。